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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蒋家第四代:脱离祖父母庇佑,自成一番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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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人丁不免有些单薄,但细数友字辈的孙辈里边,却是代有才人出。孟子有谓:“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蒋家孝字辈兄弟姐妹年少时期,上有祖父母当靠山,溺爱过了头,难免失去自我调适能力,不若今日之友字辈子孙,除了父母养育之恩,没有祖父母的呵护惯爱作庇荫,反而能在各种风雨中壮大自己,自成一番格局。

今天的友字辈蒋家后人当中,蒋孝勇之子友柏与友常,是媒体曝光率最高的两位,也是最勇于发表自己看法、最出色的两位蒋家第四代后辈。

生于1976年的蒋友柏,曾经在口述的《悬崖边的贵族》书中为自己作旁白:“蒋介石是他的曾祖父,蒋经国是他的爷爷,但别再追问他对近代史的评论。我们看到的伟人,对他来说,只是家人。”又说:“财务是他的专长,当他还在纽约大学读书时,在房地产投资上就大有斩获。做投资赚大钱也是他的好胜本能之一。”

1978年生、属马的蒋友常则在《悬崖边的贵族》书中作自我履历式的剖白:“深邃的五官泄露了他的俄国血统,亲切的笑容却软化了遗传自奶奶、那遥远且冰天雪地的线条。笑起来就像是邻家男孩,和他面对面,他的气质,很自然地设计出‘如沐春风’的情境。”“设计”和“管理”是他的强项,念书时,还出过一本旅游书,是关于纽约的艺术之旅。

蒋友柏和蒋友常两兄弟,日后回忆对祖父蒋经国的印象时,在《悬崖边的贵族》书中,作了如下的叙述:“1988年之前,每个星期二或星期四中午,友柏、友常兄弟都会陪爷爷蒋经国‘总统’吃饭。很难想象的是,两兄弟的用餐礼仪完全是受军事化管理:一、大人没动筷子之前,不能先动筷子,大人动筷子时,你才能开始吃;二、吃饭的时候,不能讲话;三、在餐桌吃饭时,手肘不能放在桌面;四、一定要把自己碗里的菜肴吃完;五、用完餐后,要把空碗放在盘子上,而离开餐桌时一定要得到允许,说‘爸爸(妈妈)我吃好了’;六、等大人说‘可以’以后,他们才能在说完‘大家慢用’后离开座位。”

“友柏由于从小又胖又壮,身体比较好,常常快快吃完饭就下桌去了;但反观友常,从小气喘,吃饭较慢,食量又小,所以常通不过这种军事化管理。蒋方智怡还记得有次在公婆家,孩子挑食说‘这个我不吃,那个我不爱吃’,那时蒋孝勇口气比较凶地对孩子说:‘通通给我吃掉。’蒋经国就说:‘孩子不喜欢吃的,就不要勉强。’”

《悬崖边的贵族》书中介绍:蒋孝文的女儿,也就是友柏的堂姐蒋友梅,早已往艺术发展;蒋孝武的大儿子蒋友松在旧金山从事创投金融业。而友柏、友常则回到台湾开设“橙果”设计公司。

国民党“立法委员”蒋孝严,在介绍兄弟与自己的孩子时说,他与孝武的儿子较有往来,尤其是友松,和孝严家来往较为密切。

孝严的儿子蒋万安,也是学法律的,目前在美国硅谷一家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蒋孝严告诉不满三十岁的儿子说,你必须靠自己的努力,绝对不要受家世关系的影响。万安自台北复兴小学毕业后,念师大附中国中部,再考上建中、念政治大学外交系。

蒋万安花了一年半时间拿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又用了不到三年时光,获得法学博士。2007年11月初,考取了美国加州律师执照,加州律师执照很难考,蒋万安居然能克服困难考取。

回想起儿子万安的名字,蒋孝严若有所思地说:“我儿子万安的名字,是经国先生取的。万安出生后,王升先生就跟经国先生报告,经国先生听了之后很高兴,思考了几天告诉我,孩子就取名为万安,他说孝严、孝慈在万安吃了很多苦。我跟孝慈的名字是老先生取的。因为我自己就是在江西万安长大的,那里是全江西最穷的一个县。经国先生取名万安,就是要我和万安本人,知道毋忘在莒,经国先生借着儿子的这个名字告诉我,记得你小时候经历的辛苦岁月。”

五、 蒋氏后人在台湾:子承父业,迥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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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家族,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家族。

特别是在1949年12月,蒋介石带领着一百多万军民和党政军官员,撤退台湾,在美国“协防条约”的装备援助和第七舰队的巡弋庇护之下,隔着一道宽仅百余海里的海峡,偏安东南海隅,局处台湾孤岛,在岛内本地政治势力真正崛起之前,在大陆炮火、米格机、鱼雷快艇的攻击半径之外,蒋家王朝在台湾度过了浪漫无忧的黄金年代。

从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宣布“复行视事”──重新登上“总统”大位,直至1972年7月,蒋介石心脏病发,长年卧病,以迄1975年4月5日逝世;再从蒋经国掌握台湾军政大权后,到1988年去世,近四十年间,蒋介石父子,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孝字辈兄弟姐妹,友字辈孙子女,四代同堂,五世其昌,人丁繁茂,枝开叶散的黄金年代。

经国、纬国:不同的人生道路

国字辈的蒋家子弟,出生的年代,躬逢其盛地碰到了“五四运动”爱国主义浪潮风起云涌的阶段,他们在幼年时代亲眼见证了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也亲眼目睹苏联红军顾问与党代表指导革命党建立“党军”,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党左右各派共冶一炉;经纬两兄弟也亲见父亲蒋介石以赤色将军之姿,骑着白马校阅黄埔军校师生,身先士卒、亲历火线搴旗拔城,一县一县、一省一省地朝北挺进,完成了北伐运动。

受到爱国主义启迪的经国与纬国,因为不同的国际背景因素,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经国去了苏联,纬国去了德国。受过红军教育,而且是托洛茨基嫡系弟子的经国,历尽十三年异邦游子及流放岁月的沧桑,回国后,被蒋介石委以江西“少将保安司令”、赣南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官衔。

而受过德国正规军校教育,备受纳粹德国禁卫军礼遇,而且去过美国长期考察美国军校及兵工建设的纬国,回国后,蒋介石却只按纬国在德国军队中的少尉官阶,向上调了两阶,授以上尉军衔,纬国从基层连队干部做起,而非如经国般幸运。结束溪口闭户读书岁月之后,经国即被派官江西赣南,职司方面要员。

或谓“经纬安定”,系出同门,经国、纬国固然同为蒋姓,可是纬国打从一开始,在宦途上就落后经国一大截,足证血统纯正与否,真的攸关官运是否亨通。

一位蒋家人士告诉笔者,纬国在阳明山有一别墅,有次他响应纬国邀请到阳明山别墅饮宴,那日纬国酒兴奇佳,不断劝酒劝菜,热情豪爽。酒足饭饱,宾主尽欢,纬国邀请客人参观其别墅房间摆设,纬国毫无避讳之处,带着蒋家家属逐间介绍,进入别墅主卧室时,但见卧室的墙上挂着两帧照片,一张是戴季陶,纬国指着戴季陶照片,毫不掩饰地说,这是我父亲的遗像,戴季陶遗像正对面的墙上,则是一帧穿着和服的日本女子的黑白照片,纬国也毫不避讳地说,那是我母亲的遗像。蒋纬国侃侃而谈,向自家宾客述说生母重松金子的故事,还说他曾经去过日本,找寻母亲重松金子的遗迹。

那幢宽敞的别墅,本系自费兴建,陈水扁当选民选台北市长之后,因为亟欲整肃蒋家,挑中纬国阳明山别墅找麻烦,滥用公权力,拆毁别墅,后经纬国之子孝刚诉诸法律,陈水扁败诉,市政府当局赔款了事。

让祖、父失望的孝文

经国、纬国前半生岁月,都是在大陆度过。1949年刚到台湾时,经国、纬国两人都已是职司方面的军政首长。而孝字辈的孩子们,最年长的孝文,也才十五虚岁,最年幼的孝勇,两岁生日才过。换言之,自孝文以下、孝章、孝武、孝勇四位由蒋方良女士生的孝字辈子女,基本上都是在台湾成长,在台湾度过最精华的青少年岁月。

孝文是孝字辈当中,最得宠的一位,由于是长孙的关系,蒋介石从小就很钟爱蒋孝文。孝文血液里有俄国因子,生性早熟热情,又兼备中国孩子聪明顽皮的根性。

孝文的精明,早在杭州时代就露出机锋,他懂得讨大人的喜欢,更懂得赢得祖父母的宠爱。二女儿孝章也是早熟聪明。据说蒋经国、蒋方良在赣州时期,当时孝章不过才七八岁,父亲请章亚若教孝文、孝章中文,孝章从章亚若和父亲两人眼神互动中,一眼瞧出彼此关系非比寻常,但是,孝章懂事明理,心思细腻,固然洞察了真相,却压抑心中隐忍不说,直到年老时,孝严、孝慈身份由媒体曝光,才向亲人提及此事。

孝文除了会讲普通话、宁波话,也跟着母亲蒋方良学会讲几句简单的俄语,少年时代,孩子经常以父母为效法榜样,孝文未及参与父亲青年时代的赤色革命浪潮,却亲身见闻父亲蒋经国放浪形骸,跳舞、喝酒,狂欢达旦,母亲蒋方良方城牌戏、抽洋烟、大口啜饮红星伏特加的情景。初中时期,蒋孝文开始偷蒋方良藏在衣橱里的洋烟,偷偷喝红星伏特加。自幼习以为常的错误价值观,误了孝文一生。

杭州岁月,是蒋经国在大陆最豪奢的一段时日,与他向来的托洛茨基职业革命家形象,完全搭不上边。蒋方良也和过去苏联工厂女工的角色,大相径庭。方良热情豪迈,每回出门应酬饮酒之前,总是拿着两块奶油,一块给蒋经国,一块留给自己。因为俄国人豪饮之前,喜欢先吞服一大块奶油,可以防止酒醉。

孝文看在眼里,没学到吞奶油,反学到父母牛饮伏特加之恶习,终致酒精中毒之悲剧。

孝文从小功课就不行,到台湾时,初中念的是台北县淡江中学,功课更是雪上加霜。淡江中学要求学生一律住校,只有到礼拜六才可以回家,蒋经国特地叫义子丘明山作陪,和孝文读同一班,丘是江西赣南的一位孤儿,被蒋经国收养为义子,由于从小玩在一块,丘明山和孝文交同莫逆,平日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淡江中学老师多半是受过日本教育的台湾人,老师们多半明显有省籍歧视观念,上课教学只用两种语文:日本话和台湾话,偶尔讲普通话,孝文和丘明山两人同在一班,其它的同学均为台湾人,只有他们两个人听不懂老师上课讲的话,他们回家又不敢告诉蒋经国,以致功课一落千丈,完全跟不上其他同学的进度。

高中时期,透过经国赣南部属潘振球的关系,孝文回到台北市读成功中学,因为初中脱节太厉害,孝文的学业成绩一路满江红。但是,孝文的生活方面却是愈来愈多姿多彩,半夜三更,时常命令台北长安东路寓所便衣侍卫,协助他把家中车库的吉普车,推到门外马路上,再激活引擎外出逍遥狂欢,以免惊醒父亲蒋经国被阻挡。蒋经国打孝文打得特别凶,有时候吊起来用鞭子抽,吓得蒋方良为孩子一路哭喊求饶。

经国知道孝文成不了大器,对他不抱希望,偏偏蒋介石不放弃长孙,对孝文依旧寄予厚望。1954年,蒋孝文“考”进“陆军军官学校”,其实,谁都晓得孝文是被一路开绿灯,保送进了“陆官”。

尽管蒋介石父子费尽心思,千交代万交代陆官校长罗友伦,对孝文好生管教。但是,孝文向来我行我素,成为官校独一无二的特权分子。他完全不服从管教,抽烟、喝酒已是家常便饭,每天夜里吹过熄灯号,孝文就翻墙外出,和一群狐群狗党酒肉朋友,到高雄市通宵达旦,喝酒跳舞,男男女女共处一室,厮混玩乐,狂欢一整夜。

上自校长,下至教育班长,没人敢动孝文一根汗毛。孝文对军旅生涯实在兴趣贫乏,曾多次向长辈表达自己志不在此。蒋介石最后只有摇头,孩子有孩子的想法,让他去吧!孝文没把军校念完,蒋介石嘴里不讲,心里确是对这位长孙备感失望。

酒精中毒

但是,经国仍希望为孝文谋条出路。正如经国老友衣复恩说的,四个孩子当中,经国最爱孝文,因为孝文1935年12月出生于俄国,和经国、方良夫妇同处艰苦困顿的日子,孝文是两夫妻在困苦之中最大的慰藉。加之孝文长大之后,高大英挺,气宇不凡,衣复恩称孝文蓝色瞳仁酷似美国影星保罗·纽曼,散发迷人魅力,让五短身材的经国,以拥有孝文这样高大挺拔的儿子为荣。

经国应是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代表克莱恩的关系,安排孝文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工商管理。

美国留学之行,改变了蒋孝文的一生命运。他并未像一般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靠端盘子、洗碗打工拿硕士、博士学位,蒋介石父子寄望孝文能向其他中国留学生看齐,衣锦荣归,为蒋家争点颜面。为了让孝文专心念书,缴清了加州大学学费和住宿费用,蒋介石父子另外又给了孝文好几千美金,作为生活零用。1950、60年代之交,台湾一名高级公务员的月薪,亦不过新台币八九百元,蒋氏父子一出手就给孝文几千美金,足证溺爱之一斑。

蒋孝文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但是,歌舞升平的公子哥个性,丝毫未改,孝文看着父母亲方城之戏长大,自己也颇好此道,美国留学时期和孝文常在一块的牌友包括香港《新闻天地》老板卜少夫等人。

1960年中国旧历新年前夕,晚间孝文带着一位华侨女朋友,到加州奥克兰朋友家里打麻将。这群朋友平日跟着孝文一块厮混,有吃有喝,酒肉朋友不作兴打政治麻将,赌桌无贵贱,这群朋友赌的输赢又大,几圈麻将打下来,孝文已经输了九百多块钱美金,等于输了高级公务员三四十个月的薪水。蒋氏父子临行固然给了孝文几千美金,但一场麻将下来就输了九百多,焉能不叫孝文心疼?

离开牌桌时,孝文情绪极度低落,开动汽车猛踩油门,直奔高速公路狂飙而去,孝文此举全为发泄输赌情绪,完全忘记公路速限,一路猛踩油门,车速竟飙破八十五英里(约一百四十公里)。奥克兰公路警察立刻鸣笛追赶拦截,美国警伯哪管他是蒋介石的孙子,当场开他一张超速罚单。为此,孝文差点惹上官司遭拘禁入监。

那时蒋经国成天忙于公事,每天工作时间十几个小时,还三天两头接到美国长途电话,通知他儿子又出事了。所幸美国中情局许多事要经国帮忙,因此,孝文若是惹了麻烦,总是透过“国务院”,到警察局设法保释孝文,为了担心孝文捅出大纰漏,经国特意拜托克莱恩,请中情局“顺便”将孝文每天的情况定时告诉他。经国时常命令情报单位跟踪政治异己分子,这下子竟然利用洋特务跟踪自己儿子,这也算是蒋家王朝一大经典反讽笑话。

然而,孝文本身的命运不仅一点都不好笑,而且还有浓浓的悲剧色彩。婚前,孝文的女朋友多到十根手指头数不清,在美国他和革命先烈徐锡麟的孙女徐乃锦结婚,婚后不久,徐女士即怀有身孕,后来生下的蒋友梅是蒋经国第一位孙女,蒋介石第一位曾孙女。

1962年10月,孝文、徐乃锦返回台湾,蒋经国把儿子交给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孙运璇。

谁知道解决了工作问题,家庭纠纷却使孝文走上酗酒之路。他怀疑妻子瞒着自己在外交男朋友,导火线是徐乃锦为了排遣寂寥,到台湾大学选修了几门旁听课程,在课堂里结识了一位外籍男士,因和那位外籍学生切磋功课,徐乃锦和他变成交往密切的好朋友。此事被好事者辗转传到孝文耳里,因而打翻醋坛子,孝文大发雷霆,怒不可遏。

自此,孝文自暴自弃夜不归营,在外通宵喝酒饮宴,总要到清晨时分喝得烂醉如泥才肯回家。蒋方良好几次凌晨醒来,不见儿子人影,担心孝文又喝酒闹事回不了家,只好差遣便衣卫士开车四出找孝文。有一回,便衣侍卫奉方良之命,开着吉普车沿着台北中山北路,一家酒店接着一家酒店敲门找人,便衣侍卫才走近一家酒店门口,突听见酒店里传出连串枪声,只见酒店里的杯子、酒瓶、桌椅、灯具、玻璃窗……各种室内陈设全被打了个稀巴烂。

原来正是孝文喝醉了酒,演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闹剧。最后,酒店老板只能望着被孝文乱枪扫射、满目疮痍的酒店装潢,欲哭无泪,有苦难言。

还有一次,蒋方良见时间已是清晨四点,犹不见孝文踪影,又派便衣卫士开车四处找寻,这次不是砸酒店,而是酒醉开车闯了大祸,那部蒋经国送给他的别克牌美国轿车,被孝文笔直开上了安全岛,迎面撞上一棵路树,汽车引擎盖整个扭曲变形,路树也折断倒地,孝文则是醉卧昏睡在驾驶座上,身上毫发无损,双手还死命抓着方向盘。

当年传媒不像今天那么凶狠,但是,台北政治圈子有关孝文的蜚短流长,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人言可畏,时任“国防部长”,职掌情报机关大权,接班味道愈来愈浓的经国,又气又急,家务事总不足与外人道,只好向弟弟蒋纬国吐苦水。

还来不及纬国劝解,孝文已经出了大事。1970年冬天,时任“中台化公司”副总经理的孝文,某日上午去上班时,因前一天宿醉,突感头脑昏沉,一人锁在单人办公室里埋头大睡,忘了服用控制血糖的药物,因血糖过低,导致脑部细胞受损,经台北荣民总医院全力抢救,脑部细胞受损严重,孝文虽然捡回一命,智力却仅与四五岁孩童相当。

与“江南事件”有关联的孝武

蒋介石满心希望培植孝文,谁晓得这孩子不争气,颓废自伤,自毁长城,让蒋介石对长孙的期待全然破灭,老先生在垂暮之年,主观上将承接蒋家第三棒的顺位,推移到二孙蒋孝武的身上。从现在出土的若干第一手档案证明,蒋介石一度对孝武抱以极大希望,他曾经与儿子蒋经国积极培植孝武,要他担当起未来的治“国”重任。

蒋孝武抗战胜利前诞生于重庆,在四川、杭州、南京、奉化溪口,都有祖孙俩欢聚踪迹。1966年5月,蒋孝武以弱冠之年,离开台湾远赴美国留学,蒋介石曾多次给孝武写家书,钟爱与悬念跃然纸上。

从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留学归来之后,孝武本心很希望能为父祖争光,然而,孝武最大的问题,是他情绪不够稳重,办大事经常弄巧成拙,因而也让经国头疼不已。经国摰友衣复恩说:“孝武在四个孩子中最聪明伶俐。但是他小时候得过肺病,常常卧床。或许是这个病造成他个性比较极端,爱憎分明,相当阴沉。”

孝武回台湾的第一份工作,担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参议,名为参议,年纪轻轻的孝武,完全不懂退辅会的实务工作,实际上根本无议可参。后来,孝武又多了一项职务:在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担任专门委员,名为专门委员,实际上对党务工作也无从“专”起。前两个工作,都是蜻蜓点水式,刻意让他历练的成份居多。

孝武真正找到与自己性格契合的领域,是蒋经国早年迈向接班之路的情报组织。情报圈子充满了各种诱人的神秘元素──权力、金钱、女人。特别是权力,国民党当局撤退到台湾之后,情报部门几乎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有形无形资源,这里是国民党真正的权力核心,情报单位的一切,似乎最适合孝武这个西伯利亚式阴晴不定性格的男人,他有心在情报圈子里大干一场。这是经国与孝武父子关系最融洽的一个阶段,也是蒋经国对孝武期望最殷切的一段岁月。

一位情报首长表示,那段时期蒋经国到若干情报机构开会视察,似乎都带着孝武,包括王永澍、沈之岳等情治首长看在眼里,“孝武先生”仿佛就是蒋经国的影子,或者他的代言者。1977年11月,台湾发生了一场“中坜暴力事件”,党外人物积极串联活动,孝武认为这是他发挥情报干才的绝佳机会,他急于在父亲面前力求表现,争取青睐。

某次,情报首长在台湾高雄澄清湖召开首长会报,讨论如何解决愈演愈烈的党外纠众滋扰问题。会议由蒋经国主持,孝武当时的职务是“国家安全会议”执行秘书,与会的首长们,几乎清一色都是孝武的叔伯辈,加上有父亲蒋经国在座,会议桌上根本没有他讲话的份,孝武自然不敢当着父亲的面,在会上高谈阔论。

散会以后,蒋经国先行离席北返,孝武拦住几位负责情报的将领,放言高论:“党外分子最近南北串联,愈来愈不像话,我父亲年纪大了,万一有个闪失,军队又控制不了,如何是好?”孝武又称:“情治单位有必要结合‘社会力量’,来对付党外分子。到时候,情报单位要配合这些‘社会力量’!”孝武所谓的“社会力量”,就是帮派势力之意。将领们有的虚与委蛇,有的根本懒得理会。

这些不把孝武放在眼里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则是瞧不起孝武这种帮派思维,二则他们清楚,经国先生对孝武的言行并不认同,蒋经国大权在握,春秋鼎盛,谁敢轻易听信孝武,而引起经国不悦呢?

然而,真正让蒋经国对孝武伤心的,是蒋孝武处理与汪长诗的婚姻问题。孝武不听从父亲劝解,执意与妻子汪长诗分道扬镳,这让蒋经国强烈不满,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一桩持枪大闹松山机场事件,更使经国先生对孝武真正失望。

某次,孝武与汪长诗大吵一架,汪小姐盛怒之下,拎着皮箱行李直奔松山机场,孝武不但不加阻拦,反而叫嚣你要走,干脆把孩子也一起带走。汪长诗驱车抵达机场时,弟弟孝勇先一步得知消息,火速向蒋经国报告,经国一听,这还了得,孝武是不是要造反了?连忙命令“国家安全局”局长王永澍赶赴机场,不准汪长诗登机,如果汪长诗已经登机,设法阻拦那班飞机起飞。

气冲冲的汪长诗刚上飞机,王永澍匆匆忙忙赶到松山机场,紧急通知塔台和航管人员,某某航班飞机暂时不准起飞,搞得松山机场如临大敌,许多旅客还以为发生劫机事件,人人自危。孝武此时也赶到机场,王永澍还来不及反应过来,哪知道孝武已经握着一把手枪,顶住王永澍的肚子,以半歇斯底里的语气说:“你马上让飞机起飞,不然我先毙了你!”

当年的松山机场固然不像今天桃园国际机场宽敞,但也是中外旅客熙熙攘攘的公众场合,众目睽睽之下,堂堂“总统”之子蒋孝武,居然拿着一把手枪顶住“国安局”局长的肚皮,这是何等有失体统的事情。万一发生枪支走火事件,马上会登上国际新闻版面。

被孝武以枪顶住肚皮的王永澍,担心孝武情绪失控,发生意外,只有好生劝抚孝武,允诺汪长诗搭乘的航班飞机起飞。眼见飞机绝尘而去,孝武竟又调转头,想上阳明山找弟弟孝勇算账,他认为就是蒋孝勇向父亲打小报告,给他背后穿小鞋,才会让王永澍出面拦住飞机的。

王永澍当下打电话通知孝勇,赶快躲起来,以免遭池鱼之殃。大闹机场事件,使得孝武在蒋经国心目中的地位跌落谷底,此后外间各种所谓孝武“准备接班”的传闻,其实完全失真。在经国先生想法里,一个连家里都摆不平的孩子,有什么资格谈接班?更何况,公然在机场持枪强押“国安局”王永澍局长,孝武的莽撞唐突,不识大体,已经是台北官场尽人皆知的笑话。

因此,或谓1984年爆发的“作家江南命案”,是孝武失势的主因,实际上,早在这事件之前四五年,孝武就已经从蒋经国的接班名单上除名了。

孝章与孝勇

孝字辈子弟当中,另外两位,一是女儿孝章,她最没有“贵族”的架子,另一位是行事低调、精明沉稳的孝勇,在经国晚年被目为“地下总统”,因为他恪遵蒋经国意思,唯父命是从,是最得宠的一位。

孝章曾为了与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长子俞扬和的婚事,差一点在蒋家闹家庭革命,蒋孝章坚持要嫁给曾有婚姻记录、年长得可以当孝章爸爸的俞扬和,惹得蒋经国嚎啕大哭。蒋孝武更为了要给俞扬和“教训”,曾经在松山机场当众想对俞扬和动粗。幸经宋美龄向蒋经国说情,蒋经国的态度才软化下来,不再固执己见。稍早之前,经国甚至造访俞大维,意欲施以压力,叫俞扬和知难而退,孰料俞大维聪明过人,他告诉经国:“我也反对这门婚事,但孩子长大了,我实在无力干涉他们的事。”

婚后,蒋介石、宋美龄均待俞扬和如一家人,蒋经国也改变心意,采取接纳态度,每次孝章夫妇自美国返台,经国总要在七海寓所或是慈湖招待孝章和俞扬和,翁婿之间完全没有隔阂。

如今,孝字辈当中,除了孝章,还有蒋经国章亚若生的儿子蒋孝严、蒋纬国的儿子蒋孝刚。

四、 蒋家第四代蒋友柏:悬崖边还有没有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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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刘禹锡《乌衣巷》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蒋家后人今日读此诗,不知有何感怀?

你想象中,蒋介石的曾孙同时亦是蒋经国的孙子,蒋友柏、蒋友常兄弟,他们会是什么模样?是两个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纨绔子弟?是两个不知今夕何夕酒池肉林的浪荡子?还是两个轻薄寡义、却也傻里傻气的扶不起的阿斗?……其实,看过蒋友柏、蒋友常本人,乃至看过他们写的博客文章、自传书籍,人们会惊觉,他们谁都不是,他们就是他们自己。

蒋介石、蒋经国的曾孙、孙子,突然从天际云端,跌落到万丈深渊,变成一介凡人,那是个怎样的过程和感觉?

“姓蒋”对我是好事还是坏事

透过博客,蒋友柏作了赤裸裸的述说:

小时候,记得我们家住在阳明山上,我和友常读天母的奎山小学、中学,而堂哥堂姐都是读美国学校;那时候,无论我到哪里都有两个随扈跟在后面,在教室上课,他们就坐在后面等我;上课忘了带课本,还可以叫他们回家拿。那整个童年的记忆,让我感觉“蒋”真的是好“屌”。

到了1988年1月我祖父过世, 4月份我们全家就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我记得刚去的那一整年就一直找房子买家具;在我幼小的心里面,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们家是在祖父过世之后,匆忙之间逃出去的,这样的想法我一直藏在心底而没有跟我父母亲谈,只是有这样的怀疑。直到我父亲得了癌症,我守在病床前跟他有一段长谈,才解开了长期盘踞在心中的那个谜。

其实,在我祖父过世那时候,我父亲认为他在政治、事业以及家族里,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所以决定离开台湾。不过,他这个决定对我倒是一件好事,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环境,让我有机会做一个“凡人”。因此“蒋”这个姓在我回台湾之前,变成寻常百家姓中的一个而已。

可见,在蒋友柏的概念中,“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可做凡人的机会”。

但是,蒋友柏的某些看法,不是笔者所能苟同,蒋友柏写道:

过去四年,大概平均每一个月读一本有关世界文明发展史、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台湾近代史这类的书,最近一年更是到达平均每星期一本,我过去一年读的书比我在学校20年读的书还多。平常在家里等到老婆小孩睡着之后,会在网络看一些时事评论;读到好的文章、精辟的评论,我还会主动去联络作者,希望他能再多教一些我不懂的东西,多教一些过去我的周围环境刻意不让我知道的事。

有好几次,无论我留多少次言,尝试多少的努力,那些作者都不给我响应。其中有两个教授最后联络上了,问他们为什么不响应我,答案竟然是“我姓蒋,而他们不愿意与蒋家的人有关系”; well,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姓蒋”对我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是我能决定的,因为这个姓随着我出生就粘着我。还好,那两位教授现在都愿意跟我讲话,还帮我规划了一些《认识台湾》的课程。

我现在敢说已经学会用各种角度看事情,以前只从一个角度看蒋家,只从一个角度看台湾,现在是 360度,而且不只是360度,还是立体的、跨越时空的四度空间的、全彩的;现在你问我中国如何,我不只会介绍你去看中国人制作的《大国崛起》,我还会介绍你去看日本NHK制作的《激流中国》 。这算是“第二扇窗”。

笔者无意去猜测友柏找的那两位“教授”的政治背景,也不管两位“教授”意识形态是泛蓝或是泛绿,但我想规谏友柏:你完全没有必要听“教授”的意见去《认识台湾》,你其实可以直接从各种文牍档案、包括蒋介石、蒋经国日记、书信、电报当中,认识你的曾祖父、祖父,认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

更何况,台湾在民进党操弄下,“去蒋化”如火如荼,许多台湾“教授”的观念,实际上已经被民进党宣传的台独思想所异化。

至少要读完所有的金庸小说

人的观念是渐进的,也是辩证的,看过2006年12月出版,由蒋友柏、蒋友常两兄弟联名的自传《悬崖边的贵族》,你就明白,这两兄弟是这么不像蒋介石,不像蒋经国,纵使如此年轻,他们却又这么有其独特魅力。

友柏、友常两兄弟的年纪落差,相当于孝武、孝勇兄弟,都差两岁。但是,友柏和友常之间的感情,似乎犹胜乎孝武、孝勇之间。我想起自己曾经写过,孝武、孝勇兄弟为了争夺一位年轻女歌手,弟兄俩相持不下,想向蒋经国便衣侍卫借两把左轮手枪决斗的往事。还好枪里没装子弹,不然蒋孝文误伤便衣卫士李之楚事件又要历史重演了。

孝武、孝勇的年代,上承祖父母蒋介石、宋美龄骄纵庇荫,家有父母蒋经国、蒋方良威权护卫,锦衣玉食,万事不愁。相较于孝武、孝勇,友柏、友常头顶却不再有任何光环,和父辈相较,相距不可以道里计。

当然,若是和“寻常百姓家”相比,友柏、友常兄弟显然还是天之骄子,一般老百姓有几个人买得起宝马325豪华汽车。但是,毕竟改朝换代,蒋家风光不再,友柏、友常成了十足的“悬崖边的贵族”,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彼此扶持,点起火把,照亮自己的前途。

过去这二十年,每逢我开车经过台北中山北路蒋介石生前寓所士林官邸附近,迎着满地枯黄萧飒的落叶,远望官邸那片似陌生又熟悉的绿野,和若隐若现的屋宇,我时常想着一连串的问题:

假如台湾没有1970年代的“党外”异议人士,没有1986年所谓的“民主进步党”建党,更没有公元2000年的政党轮替,蒋介石孙辈及曾孙辈,今天是不是依旧是掌握台湾实权的实力派?

当然,历史不可能像化学实验室里的实验,可以被重复验证,滔滔江水向东流,此刻流经我们面前的江水,和下一刻流经我们面前的已截然不同。这,让众多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后代子孙,往往频生黍离之慨。

蒋友柏在他最近开张的博客中,披露了好几篇书写他内心世界的文章,述说自己成长的心路历程:

我们全家出国后,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有很多层面,所有这些影响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他要求我不能荒废掉中文的学习,要我最少要读过所有的金庸武侠小说,还有一些基本的中国历史。

真正让蒋友柏心智及观念上发生根本变化,还是在他出国念书的那段岁月,蒋友柏的父亲蒋孝勇,鼓励他完全融入美国的学校生活,在美国纽约大学三年期间,他上过许多课程,有一门“投资管理”课程,改变了友柏人生的整个思维方式。蒋友柏在文章中写道:

教授上课的技巧非常有创意,他整个学期就只教我们一个技巧──“what if”(如果、怎样);他教我们要随时随地的用“what if”的思考技巧,帮助自己看清过去以及预测未来。有几个他问过的问题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假如你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手上拥有十万美元,你将投资什么行业?为什么?假如你在1980年的时候拥有十万美元,你将投资什么行业?为什么?假如你是IBM的总裁你将如何经营你的公司?假如你是AT&T的总裁你将如何经营你的公司?

有时候,他心血来潮还会问我们,假如南北战争赢的不是北军而是南军,今天的美国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假如独立战争之前,英国就答应当初十三州的自治要求,那今天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上文提到的“what if”就是一种思维训练,也就是教人用“如果……会怎么样……”的思维方式,设想一切状况。蒋友柏说,投资管理课程中的“what if”问题训练,整个学期让全班同学脑筋转个不停,一直到现在,蒋友柏还是保持随时随地动脑筋想各式各样的“what if”的问题。

岛事、家事、公司事的“what if”

蒋友柏出生于1976年,从出生到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过世,他笼罩在蒋家光环之下整整十二年,上幼儿园、小学,七海警卫组派遣随扈保镖把守在教室门口,上下学专车接送,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固然不是锦衣玉食,但是生活起居,从来不愁。

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接掌大位,从此,蒋家家族步入黯淡期,若干台湾本土政治人物,辄以敌视眼光面对蒋氏家族。李登辉叛党叛蒋的巨大转变,蒋孝勇看在眼里,满腹忧愤,几度昭告传媒,他要推动两蒋移灵,不愿见到先人被这些政治人物羞辱。

1996年,蒋孝勇罹染癌症去世,友柏刚满二十岁;2000年,民进党夺得“执政权”那年,友柏二十四岁。人事变迁,世事沧桑,物换星移,虽然蒋友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然而,友柏对台湾的关心,绝不亚于一般年轻的台湾“六年级生”,他以“what if”的模式,提出各式各样的另类疑惑与观察。蒋友柏在博客中这样写道:

过去这几年来,我常常思考的一些问题大概也可以分为“国事”、家事、公司的事、个人的事,这几个种类。

……假如上天让我曾祖父能够再活过来一天,他会利用仅有的那一天的时间做什么事?假如上天让我祖父能够再活过来一天,他会利用仅有的那一天的时间做什么事?

……我甚至有好几次到爱国东路的咖啡店,买了一杯外带咖啡,自己一个人坐在中正纪念堂的阶梯上冥想,一坐就是三个小时;想着我和我的曾祖父、祖父对话,他们会想跟我讲什么;还有,想着我的小孩和将来的孙子,当他们到这个地方看这个纪念馆的时候,他们会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他们又如何看这两位曾经当过“总统”的祖先们。

假如我是我曾祖父,我当时在国共内战时会不会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

假如我是我祖父,我又会如何管理台湾?我又会选谁当我的接班人?

从民主文明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东方与西方为什么会如此不同?

20世纪的第一年——1900年进入北京的八国联军与二十世纪末的G8的国家,相似度为什么那么高?这些强国富国是如何变富变强的?不是说富不过三代吗?为什么这些国家却富者恒富、强者恒强?对于那些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有没有翻身的一天?

为什么过去四十年台湾的经济发展会缔造一个成功的所谓“台湾经验”?二十年前的所谓“亚洲四小龙”又是怎么从小虫变成小龙的?

中华民国还在吗?假如不在了,那又是在哪一年结束的?台湾与中华民国的关系是什么?在那么多的说法中,到底谁说得对?又是由谁决定谁说得对?

除了关心国事,蒋友柏当然非常关切个人的事、以及他设立的公司的事,从蒋友柏提列的这些问题中,人们也可以了解到他的思维逻辑和一般平民有何不同,又和其他官家子弟有何不同。在文章中,友柏写道:

假如我当初没有在一时冲动之下,成立橙果设计、进入设计这一行,那我现在会在做什么?

假如三年后我的公司会倒闭,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到时候谁能帮我?今天我可以先做什么事以防止这件事发生?

五年后,橙果可以发展到什么样的境界,我应该为橙果设立什么样的目标?为了达到那个目标,我需要哪些人帮忙,他们为什么要帮我的忙?我现在必须做什么,他们到时候才会愿意帮我的忙?

蒋友柏之所以会有这样与那样的观点,是不是和他独特的家世背景有关?如果,台湾的当权者依旧是“蒋总统”,或者正如友柏所言,“假如上天让我曾祖父能够再活过来一天”,那一天,那个“总统”曾孙,会不会有如今友柏这些想法呢?

三、 蒋介石的育儿经:偏重于国学

老南瓜阅读(819)

蒋经国在回忆他的成长时,谈到不少蒋介石如何教导他读书学习修养的情况。虽然在蒋经国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父子二人经常不在一起,但蒋介石对儿子的读书学习始终关心,坚持写信对蒋经国进行指导教育。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更指导他系统读书,着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直到晚年,蒋介石仍不忘对蒋经国学习修养的指导。

认字解词,读《说文》《尔雅》

蒋经国6岁时进入奉化溪口武岭学校,从业师周东学习。1917年12月,蒋介石托请顾清廉对其教授。10岁时,蒋介石为让蒋经国系统掌握汉字,邀请了王欧声为蒋经国在家讲解,还寄给他一册清代着名学者段玉裁注解的《说文解字》,并写信给蒋经国说:“此书每日识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读书,第一要当心听讲,认识一字,须要晓得一字之解说,不可读过就算。”

1921年,蒋经国进入奉化龙津学校读书,课余仍由王欧声为蒋经国讲解经学,蒋介石亲自为其确定课程。5月23日,蒋介石写信,教他读《尔雅》。信中说:“尔《说文》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目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尔雅》读完时,小学书,可认许氏《说文》,或后读《尔雅》亦可。随尔先生定夺,余不遥制也。”

《尔雅》、《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专着,兼有词典字典的功能,历来为幼童系统读书入门的教材。读这些书,不仅能识字,而且能了解字的读音、字的结构和字词涵义,可为学习古代文化典籍和研究学问打下基础。

临谭字和苏、赵帖

1922年,蒋经国转入上海万竹小学,插班四年级,直到1924年毕业。

蒋经国从小就给他父亲写信,但字迹有时潦草,蒋介石对他练习写字屡屡提出要求。1922年8月4日,蒋介石写信:“来信已经接到了。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10月13日,蒋介石又在信中嘱咐:“你在上海,须要勤奋读书。你的字还没有什么进步。每日早起,须要练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

1923年5月13日,蒋介石又在信中说:你的信比从前写得好,但写错了字,不要乱抹。写字落笔后,如发现写错,要将字写完后再抹去。意在启示蒋经国做事要有始有终,不要半途随意变更。

1924年5月1日,已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仍抽暇写信,教蒋经国练习写字的方法:“写字笔划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胡涂。写信的字,亦要像我写得一样大,不可太小。”26日,蒋介石又写信训示:“你的字已稍有进步,但用墨尚欠讲究,时有过浓过淡之病,笔力亦欠雄壮。须间日摹写一次,要在古帖中之横、直、钩、点、撇、捺处体会。注意:提笔须高,手腕须悬也。”

就写字而言,直到蒋经国长大,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仍很关心。不过,此时蒋介石指导蒋经国写字已进了一步,是教他学习书法了。

1937年4月27日,蒋介石写信:“初学字体,应学习谭字为宜。最好学帖,苏字或赵字均可,以其易学也。”“谭”指谭延闿,谭氏的书法,以颜体为基础,其楷体端庄雄健,行体则颇得米芾和苏轼之神韵,刚健潇洒。“苏”为苏轼。苏氏长行书楷书,书法崇尚写意自然,笔力遒劲,妙在藏锋。“赵”则指赵孟頫。赵氏书法精正,其楷体行体圆转遒丽,史称“赵体”。

可能是因为长期在苏联不写汉字的缘故,蒋经国此时写汉字生疏而随便。虽然蒋经国早已长大成人,但蒋介石仍指示他写字要认真,要精神贯注,有始有终。1938年5月15日,蒋介石在信中训示:“十二日来禀,反不如八日之禀为佳也。无论写字、作文与做事,皆要有始有终,不可先勤后怠,亦不可先正后草。尔所来各禀,皆前正后草,即是有始无终之象。以后更要当心。精神始终贯注,不分先后,写字尤要平匀。凡同行与同篇之字,不可有大小,亦不可左右歪斜,此乃学字初步之基本也。”1941年8月24日,蒋介石的信中又说:“儿文句用字颇有进步。惟字体仍须抽暇熟习,最好习写行书为宜。”

书法往往能反映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作风。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何以对蒋经国的写字书法如此始终关注,并反复进行指导。

读好“四书”,熟读《孟子》

蒋介石对蒋经国读书的内容和方法最为关切,特别重视国学教育。蒋介石指导蒋经国要读好“四书”,尤其要读好《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全集等。

1922年10月13日,蒋介石写信对蒋经国说:“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了。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孟子》须熟理重读,《论语》亦要请王欧声先生讲解一遍,你再自习,总要以彻底明白书中的意义为止。你于中文如能懂得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传孟子庄子骚楚辞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总要读三百遍,那就不会忘记了。”

不久,蒋介石又写信说:“《孟子》文章之好,异乎他书。你如将来要做好文章,必须熟读《孟子》。”蒋介石提示,熟读《孟子》,不但要学会孟子的笔调,能做好文章,而且要注重其中一些重要内容,诸如使人民免于饥寒而致于安乐的“王政”思想,立身修行必以礼义仁义的思想等等。

当然,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教育,并不限于传统文化,有时也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蒋介石曾教蒋经国读伊索寓言,还讲其中一些有趣亦富有意义的故事。如讲“龟兔赛跑”,教育经国做事要有恒心;讲“衔肉的狗”的故事,寓意做人不要贪得无厌。

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仍坚持教蒋经国多读国学古籍。1937年5月22日,蒋介石写信对蒋经国说:“近阅你的文字甚生硬,应速练习行书与楷字。大凡中国之经、史、子、集各种书籍,武岭学校图书馆皆备有也。”6月6日,蒋介石又训示:“现在要文章进步,第一,还是要多读古文,并须读得烂熟,背之再背。大约每篇古文至少要读一百遍以上,到月底并须将从前所读者全部理习一遍,如尚生疏,则再诵读,须再能背诵,毫无阻格,然后方休。如此,则三个月之后,约可有三十篇长文可以背诵,则文笔必畅通矣。若能有百篇古文烂熟于胸中,则能成文豪矣。习字尤为要紧!”

蒋介石重视教育其子学习国学典籍,既为让蒋经国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亦为培养他增强思维能力和锻炼文笔打下基础。

中文、英文、算学,最为重要

除语文外,蒋介石特别重视英文、算学。

蒋介石在1922年8月4日的信中对蒋经国说:“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他还教蒋经国:“你每星期日有功夫的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1922年10月13日,蒋介石训示:“须知,目今的学问,以中文、英文、算学三者为最要。你只要能够精通这三者,亦自易渐渐长进了。”“算学亦要留心,切不可厌倦懒学。遇有疑难问题,务求彻底了解。”

对于中文学习,特别是如何作文,蒋介石也给蒋经国作指导:“要文章做得好,总须名词记得多,尤其是 双音节词的名词,如人类、品行、生活、空气等等。平日留心记着,做文章的时候就可以随笔写出来。无论中文英文,都是一个道理的。如果平时名词记得不多,临时作起文来,就觉得无从下笔。这是读书、为文最要紧的秘诀。你试学之,自有领悟。”

蒋介石还指点蒋经国学习英文的方法,要重视口语的练习。1923年11月17日,蒋介石在信中指示蒋经国:“你英文不知有进步否?英文不但是讲究文法,而且要多说话。譬如同学会面的时候,或是有好的朋友,能说英国语,你就常常同其说说英国话,那就容易长进了。”“凡百学问,总要熟练了以后才可应用。学英文能常讲话,那就是熟练,后来就可对人家对谈,那就是应用了。”

蒋介石曾想让经国进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1924年5月1日,蒋介石写信指示说:“你今年功课须注意英语。年底最好能考取梵王渡圣约翰学校二年级,否则亦要考入一年级也。”不过后来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要求每周写一封信

蒋介石时时关心蒋经国在学校中学习的情况。1923年5月1日,蒋介石写信要求经国:“你每星期日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了出来告诉我,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习文字,实在是很有益处,切记切记!我写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存储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的。”

1923年8月7日,蒋经国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我此次校中功课的成绩比去年不好,但并不是退步。因我是插班上去的,当中少了半年,所以与他们原来的同学差了许多。”其实,蒋经国学习还是很用心、很努力的。蒋经国在信中还提到,他做了一篇作文,题目是“说我自己读书的志愿”。他自己很满意,他将这篇作文附在信中请蒋介石看,想听取其父的意见。

1923年,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还关心儿子的学习读书情况。9月4日,他在信中说:“你近来读书自己觉得有无进步,须常常禀我知道。”14日,蒋介石又写一信说:“你现在的学业,不知道比上半年有多么进步。我很系念。”

1924年暑假时,与蒋经国在一起读书的陈果夫写信告诉蒋介石,说蒋经国英文和习字两门不及格。大概蒋介石写信向他询问,蒋经国于7月间写信说明情况:“果夫兄说我英文及习字二课均不及格。但我英文并没有不及格,不过英文的习字不及格罢了。我的英文分数平均共有七十七八分,几及甲等,并没有不及格。至于习字,虽无甲乙等,但也不至于不及格。”“我的暑假成绩报告单,甘铣夫二弟、果夫兄及几位先生都看过的。当中,除英文习字不及格外,其余都及格的。”为了说明英文一课并未不及格,蒋经国还写道:“英文是学校中的主要科目,假使主要科目不及格,还会有升班吗?我下学期是升班的。所以,我的英文与中文习字两课均及格的。一定是果夫兄写错,或是大人看错的。”

因为插班,过去未学过英文,所以蒋经国英文习字开头比同班同学差一些。但总体成绩并不坏。1924年暑假前一学期的学业总评中,蒋经国的操行是甲等,体格是甲等,学科是乙等。作文居全年级之冠,得到老师的称赞。

指导品德修养和体育健康

蒋介石对其子的身体健康和体育锻炼也很重视。1923年春天,蒋经国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得了名次,蒋介石5月13日写信对他勉励:“此次运动会,你得了第二。我很喜欢。体育是最要紧的,以后还要常常练习才好。”

大概因为学习过于用功的缘故,1923年年9月24日,蒋经国向他父亲写信,说到自己身体较上年差,常头晕出鼻血,心情很烦闷。10月15日,蒋介石复信训示:“我前次写信给你,要你身体自己当心,并且要勤习体操。你每日早晨起床的时候,可以自习柔软体操,或哑铃体操,亦可叫铣夫同练,必于身体有很大的益处。你出鼻血同头晕,是十五六岁的人身体发育必有的象征。但是你要时常自己当心。看书到一个钟头的时候,必定要休息游戏十分钟。因为用功读书,总是低下头来的,低下头来的时候太久了,自然就要头晕的。就是出鼻血,也是这个缘故。你以后可以买一个看书的架子,就是像从前你祖母看经的经架一样的东西,所看的书或学字的帖,摆在那架子的上面,那么头脑不用低垂,头晕、鼻血这类的病,都不会发生了。如上海买不到这种书架,托守梅伯伯向奉化习艺所去做一个来,也是很方便的。”

半个月后,蒋介石又来信:“近来两个星期,没有接着你的回信,心里非常记挂。不晓得你同果夫哥哥的毛病有好了么?你要知道,我费了许多功夫及许多心思,写信给你的意思,就是要(你)听这信里的话,可以增进你的学问及智识,亦可使你照信里的话,学些写信的文字及格式。一个人,第一要遵守规则,就是要自己道德高尚。这个道德,并不是拘拘谨谨束缚不动的。只要守着一切规则,不去侵犯人家的自由;如其可帮人家忙的时候,自然要尽力去帮,这就叫做互助,亦叫做公德。除了依循道德以外,总要时时活动,使得心里非常舒服。如其用功觉得苦了,就放下书本去游玩一刻,再来求学,那脑筋一定是爽快的。你有空暇的时候,可以托果夫哥哥拣选几本小说来看看。但是小说不能作正项功课,只可算是解心郁、发性灵的读物罢咧。”

成年学习,重在领悟应用

蒋经国自苏联返国后,蒋介石专门让他集中精力自学修养。直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初始,蒋介石还不想让蒋经国中断正在进行的学习和写作。7月24日,蒋介石写信对蒋经国说:“你此时应专心研究国文,与习字着书,不必分心于倭寇之扰华,以我必有以制之也。”

后蒋经国到江西参加工作。他一面工作,一面还不断认真读书学习。抗日战争中,他在赣南当专员,繁忙中坚持每天自习算学和英文。蒋介石指导他,作为成年人如何学习算学和英文的方法和步骤。

1941年蒋经国每天安排学习算学和英文的时间,约6个小时。8月7日,蒋介石写信给蒋经国,指导他说:每日学习英文与算学约占六小时之时间,此欲速助长之弊,为学者用功之大害。欲速,则必不达;助长,无异揠苗;不仅无益,而反有害也。

你学数学,只要知其基点,例如,代数之方程式、几何之定理等,使研究各种学问时与应用数学时,皆能了解其方式而已,不求其精进,亦不必牢记熟习。故每星期有六小时学数学为最多,如事务太忙,则减至三小时亦可。如此,每星期果有三小时至六小时之学习,每星期继续不断,则两年之内,凡普通之代数、几何、三角等数学,皆可毕业,故不必过急求速也。

至学英文,则每星期亦以六小时为限,先注重文法与生字,然后再进一步,注重会话。总以先能看其文字为主,再进一步则习会话。你俄文已有基础,则学习英文必甚容易,故不必求之太急。但外国语文之进步,只要有恒无间,而不在贪多务得耳。

总之,你年过三十,记忆已退,而悟力增强,若持之以恒,不患其不通,而患其用脑太过,致蹈揠苗助长之害。故各种学问,不必强求不忘,但求其领悟学理与了解其应用方法可也。

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是非常熟谙学习规律的。他针对蒋经国已经成年的特点,指导他学习不必速快求急,不必强求不忘,只要领悟学理,掌握应用。

学习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哲学

蒋经国15岁即出国留学,而且羁留苏联12年。蒋介石担心他对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缺乏深切的了解,故在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一直指导他要补习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和历史哲学,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蒋介石邀请江苏省教育厅长徐道邻指导蒋经国读书。他指定蒋经国读书的主要书目是:《论语》、《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近思录》和《孙文学说》。

1937年5月12日,蒋介石写信指示蒋经国说:“你以后看书,应多注重中国固有道德,建国精神与其哲学。《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之具体表现。译文决不能阐明其精神,俄文译本更将其中的精华舍弃未译。故你应将《孙文学说》看完二遍以后,即看三民主义中民族、民生、民权各讲之原书全文,并应将其心得批评之点摘记另录,以备呈阅。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斯主义各节,尤为重要,应即切实用客观态度悉心研究。看完(三民)主义之后,再看军人教育一书,亦在《中山全书》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书,则中国之政治、社会、经济与哲学,皆可得其基础矣。”

除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外,蒋介石要求蒋经国广泛阅读经、史、子、集,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精髓。5月22日,蒋介石写信指导蒋经国:“此时你应在家安心练习汉文,研究历史与哲学,使他日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不愧为蒋氏之子,为第一要义。你的学问、经历,以及到俄后至今回国之间,十余年来,每年每月个人生活之经过,可先作一具体有系统之报告,再述你以后个人所抱负之志愿,以及能力所及与你所希望之工作,以备考验。总之,中国人必须先知中国历史哲学与政治、社会以及经济之实情,方得为中国良善之国民。此乃你应彻底觉悟者。”

蒋经国较长时间在苏联接受的是苏联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教育。他回国后,蒋介石要他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对自己过去在苏联所受的思想影响作彻底清算。后来,蒋经国撰成《冰天雪地》、《去国十二年》二书。

认真研读曾国藩和王阳明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学问家中,蒋介石最敬佩王 阳明和曾国藩二人。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要他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蒋介石说,曾国藩对子女的训诫可作模范,要认真体会,并且依照曾氏家训去践行。蒋经国常写信向父亲请安,蒋介石有时无空作复,就指定以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他细细参阅。蒋经国偶尔身体有病,蒋介石回信就说是他没有好好地读曾文正公家书的缘故,因为那书里对于如何保持健康,是说得很详尽的。蒋介石还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书交给蒋经国读,书中有蒋介石的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

1937年4月27日,蒋介石写信指示:“至于中文读书写字之法,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仅仅会在‘国学’上有心得,必在精神道德上,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因为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

1941年8月24日,蒋介石又指示蒋经国研读易经和明儒学案,鼓励他看曾国藩和胡林翼的书牍。蒋介石在信中说:“余近来每日必拨冗读易经,自觉精神与学力皆有进步。惟此书非到五十岁以后不易得益耳。此时儿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牍与家书。有时能选《古文观止》中二三十篇,使之熟读成诵,能随时默识背诵,则提笔作文,自能得左右逢源之趣耳。”

蒋介石尊崇王阳明的哲学“立诚”和“知行合一”的观点,教育蒋经国将学习的心得融于日常生活之中,求得潜移默化,养成良好的习惯和能力。在蒋介石的训导下,蒋经国对王阳明也非常崇敬。他将王阳明的思想精神归结为两点:一是“诚”,所谓诚,就是“要有纯洁的清白和恳切的念头”;一是“知行合一”,“王阳明先生不但有高深的学问,而且能将学问实用实行”。

在蒋介石的训导和影响下,蒋经国学习王阳明治理贵州的方略,力图仿行运用于赣南。王阳明曾在贵州和赣南当过官,他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写过一些总结治理地方经验的文章。后来蒋经国到贵州,曾亲至阳明洞游览,倍觉亲切。

蒋经国也要求其部下以王阳明与蒋介石并列为最值得尊崇的导师。1945年时蒋经国说:“我们要做总裁的信徒,为阳明的学生。”

蒋介石到晚年还教导蒋经国,要重视陆王心学,重视王阳明的学说。蒋经国59岁时,蒋介石专门给他写了一文,其中阐释王氏心学说:“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出于陆象山简易之法,教人以发明其本心为始事。此心有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此外,蒋介石还教育蒋经国:“凡是所学的东西,总要能够应用才好。如其单是记牢其方法成句,而不能应用,那学问也就枉然了。……所以读书求学,总要使得心里明白,拿一句说,实地可以使用着就好了。”蒋介石反对“越读越呆”,培养“书呆子”的方法。作为政治家,蒋介石更看重学以致用的原则。

因为蒋介石本人具有相当的国学修养和现代知识视野,他对蒋经国读书学习的指导,是颇有见地的。蒋介石指出以中文、算学和英文为学科中的三个重点,完全是现代眼光。他指出的一些研读书籍的方法,亦多为经验之谈。

二、 回看百年蒋经国:掌握政治权柄,稳固家族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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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湾时期之威权统治

取得信任与特务治国

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以迄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兵败,蒋介石迫于时势,1949年元月黯然引退,并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退居溪口老家,继续遥控国民党当局党政军。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蒋经国时刻追随父亲左右,凡1年3个月,这段关键的艰危岁月,无分晴雨晨昏,亦无分炮火连天,性命交关之际,为父子间之互信奠定了强固根基。

时任蒋介石座机驾驶的衣复恩亲身经历了蒋介石挥别大陆的最后情景:1949年12月10日,成都即将失去控制,下午2时许,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少数侍卫人员随扈之下,抄小路快步走到凤凰山机场。蒋介石搭乘的C-54座机起飞不久,地面留守的宪兵也快速撤退。衣复恩说,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着:“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蒋经国终于赢得了父亲的完全信赖,蒋介石遂将关系国府统治基础最核心的特务组织,全部委由经国掌管经营。

早在大陆重庆时期,蒋经国就意图染指情报特务组织。只是,斯时军统有戴笠强势领导,中统有CC系统人马盘踞,对蒋太子的“觊觎”,向来抱持敏锐之提防心,在国民党核心扎根未固的蒋经国,别说想见缝插针,就算想立足其间的余地都没有,直到国民党一败涂地,撤守台湾。此前,戴笠早已死于空难,CC系也因为蒋介石对其颇有微词,而陷分崩离析群龙无首之境。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蒋经国遂有趁乱统一残余势力的机会。

曾于1959年任职调查局第一处副处长的李世杰透露:直到1955年,蒋经国由“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跃升“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而以他手下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取代“资料组”之后,蒋经国对调查局及各情治机关的控制,渐由工作领导而及于人事与经费的掌握控制……

这是蒋经国掌控特务机关全盛期的开始,无论军统、中统,所有大陆时期的旧特务机构的继承单位,全部牢牢掌握在蒋经国手上了。

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办事处主任的克莱恩,第一次见到蒋经国,克莱恩从下榻的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官邸拾阶而下,见到有一仆役打扮的矮小男子,十分温和有礼地站在楼梯口,耐心等候克莱恩等人下楼,同赴宴会。等相互介绍,克莱恩才惊觉这位“仆役”竟然就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这位美国派驻在台湾的最高情报首脑,终于发现蒋经国不仅是特务部门的主其事者,更是蒋介石力图积极建设台湾,托付以重任的主要执行者。在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18号的那幢日式木造寓所,蒋经国曾在客厅里放映一部来台初期拍摄的纪录片,内容是他带着工程人员踏勘尚未开通公路的山区,在海拔两三千米的丛山峻岭之间,冒着性命危险,和一群退役军人转业的筑路工程人员,披星戴月,翻山越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克莱恩逐渐从点点滴滴的印象中,积累起对这位国民党政治新强人的崇敬之意。

也正因为如此,早期台湾无法自制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时,克莱恩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管道,定期送胰岛素给蒋经国服用。

被曲解的白色恐怖

今天,当蒋经国已化为头寮灵寝冰冷棺椁里的朽骨时,岛内许多异议人士,特别是一些台独原教旨主义者,总是把蒋经国比喻作白色恐怖的魔头。其实,大陆籍,尤其被怀疑是共产党者,几乎占了白色恐怖牺牲者的9成以上。

例如,曾经被蒋介石以“反共作家”名义召见的李世杰,在进入调查局多年、并担任调查局第一处副处长后,被诬以“匪谍”,而坐穿牢笼20年。

与蒋经国称兄道弟、主持过国民党对大陆空中侦照情报搜集、当过“空军总部情报署署长”的衣复恩,1966年7月间收到一纸传票,要他到军法处“谈一谈”,依约前往“一谈”,衣复恩就莫名其妙地被关了3年。

从恐怖统治到民主之路

初来台湾,蒋经国基于清除岛内共产党地下势力的考虑,全力实施特务恐怖统治。若干年后,民智渐开,蒋经国的左手维持特务政治结构,右手则开始落实美式民主。同样一个蒋经国,竟然能把两种敌对事物,巧妙统一起来。是以,在岛内某些自由主义者的心目中,与其宁说蒋经国是一个威权时代的强人,不如说蒋经国是一个兼容并包“魔”与“神”的双重人格型领导人。

在建设台湾的思维当中,蒋经国一直难以跳脱青少年时代形成的俄式计划经济逻辑。有人甚至不讳言,使台湾经济进一步飞跃成长的“十大建设”工程,其实都有某种程度的苏联风格。此外,蒋经国的内心世界中有更多的“恐共”成份,这不自觉地成为他执政之路的特色。

鉴于1948年上海打虎失利的历史教训,蒋经国始终坚信物价稳定是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的基础,所以他无法坐视百姓每天都要食用的黄豆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曾经在“行政院院长”秘书室服务的叶昌桐将军,写过一篇题为《李国鼎与蒋经国的争执》文章。据叶昌桐回忆,某日,他正送紧急公文到蒋经国办公室,此时“财政部长”李国鼎前脚刚离开,只见蒋经国气冲冲地把公文重重往桌上一丢,嘴里絮絮叨叨自言自语:“‘财政部长’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能干的!”原来“院长”和李国鼎又为该不该补贴黄豆价格,大吵了一架。吵归吵,最后蒋经国还是采纳了李国鼎的意思,足证蒋经国还是有容人之量。

在台湾历经两次政党轮替之后,回顾蒋经国走出来的民主道路,令人有无限感慨与不胜唏嘘之感。蒋经国是如何进行民主化改革的?他在进行民主化改革进程中,遭遇过哪些挫败?他如何辨识台独与民主之间的分野?……诸如此类的问题,始终萦绕在岛内民众的脑海。

蒋介石于1950年7月2日宣布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并选择最偏远的台湾东部的花莲县,首先开放县议员选举。

蒋介石还率先提携本土菁英,此一政策,较诸1970年代晚期的“催台青”本土化运动,早了至少20年。他开放大量的本地青年,透过文官考试的途径,进入国民党政府团队。到1972年,蒋经国组阁当“行政院院长”,大量选拔台籍菁英进入内阁队伍,走的亦复是他父亲蒋介石走过的菁英政治老路。

1972年12月23日,蒋经国开始实施所谓“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换言之,被党外异议人士诟病的长期不改选的“万年国会”,即将注入台湾本地新血轮。这也意味着,原本政治参与局限地方层级的议会,即将扩大到中央层级的议会。

但是,发生于1977年底的“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在台湾北部的桃园县擦出了国民党撤台以后,最严重的一场群众暴动事件的火花。

台独意识的魅影真正飘荡在台湾上空,则是发生于1978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这场暴动事件,尽管暴徒拿着铁棍、木棒等凶器,攻击现场围堵游行场面的警察、宪兵,由于宪警得到上级指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暴徒几乎没人遭受宪警的主动反击,反倒是现场维持秩序的宪警人员,大量受伤送医。

“中坜事件”与“高雄事件”结束后,台湾恢复了短暂的平静,但很快,群众滋扰事件又在台湾各地,包括台北市,甚至桃园中正机场,不断上演。各种街头暴力事件开始层出不穷。蒋经国始终以怀柔策略待之。

当岛内经济成长逐年攀高,百姓生活水平亦同步成长的1970年代,人民争取参政权,要求民主的呼声,也逐渐充斥岛内。令人忧虑的是,高喊民主的人群当中,有不少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搞台湾独立。

台独问题的形成

随着国际冷战格局改变,台湾蒋氏政权的利用价值锐减,美国开始拉拢岛内本土人士。左支右绌的蒋经国,竟连逮捕党外人士陈菊,都遭美国当局以断绝武器买卖威胁,蒋经国只好被迫下令放人,更遑论做出其它强势压制反对势力之作为。

民进党人士编写的《绿色年代》一书,上册第57页,有一段颇有深意的叙述:“1978年10月下旬,美国驻台大使在希尔顿饭店约见陈菊,与当时到台北访问的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费浩伟见面,费浩伟告诉陈菊:‘你能够获得释放,是以武器和国民党换来的。’”原来当时费浩伟的办公室桌上,摆了一份国民党买武器的清单,陈菊被抓后,费浩伟就刻意搁置这项武器采购,国民党了解后释放陈菊,费浩伟才批准此公文。

到了1984年10月,突发旅美华裔作家江南遇刺身亡,扯出台湾情报单位涉入此案之内幕,引起美国里根当局之严重不满。此后,蒋经国对党外异议人士的控管更形松手。两年后,以党外人士为核心班底的民进党成立。

蒋经国心里对美国暗助台独运动的蛮横作风,可能敢怒不敢言,但是,他在处理接班人问题上的疏于算计,恐怕更是台湾走向一条歧途的主因。

按在蒋经国最后岁月长年陪伴在侧的幺儿蒋孝勇的说法,蒋经国晚年原本的布局,是希望孙运璇继续再做6年“行政院长”,与蒋经国的6年“总统”任期同时届满时,蒋经国即交棒给孙运璇。

显然,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不过是备位人选,而非真正的接班人。

孙运璇的中风,打乱了蒋经国未来的人事安排,蒋经国的突然亡故,更打乱了国民党的执政命运。按照国民党当局奉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副总统”李登辉顺理成章接任“总统”。1988年元月13日,蒋经国时代告终,李登辉时代揭开帷幕。

总结

传记作者漆高儒认为,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

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蒋经国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蒋经国对岛内,先是民主开放,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卸除两岸近40年的人为藩篱。

漆先生可能遗漏掉了点评,蒋经国是一个反台独、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蒋先生为反台独,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当然,蒋经国晚年最大的遗憾,也是他自己最大的创痛,就是得不到部分异议人士的谅解。

1987年12月25日上午,蒋经国参加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

当天上午9时,蒋经国坐着轮椅抵达会场,当他开始致词时,坐在第14排中间的11个民进党“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同声喊叫“全面改选”,蒋经国简单致词几句后,因体力不胜负荷,请“国民大会”秘书长代为宣读书面讲词,当何宜武念稿念到有关充实“中央民意机构”的内容时,那几个民进党“国代”又起身再次叫嚷“国会全面改选”,还拿出一面书写着“全面改选”的白布条。

据蒋孝勇事后追述,“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过后,蒋经国显得抑郁寡欢,整天不讲话,显然心理受到很大挫折感。1988年1月10日,蒋孝勇陪侍床前,蒋经国忽然开口说话:“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3天后,经国先生吐血而卒。

一、 回看百年蒋经国(下):经历生活淬炼,锻造别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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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国之后的政治生活

蒋经国于1937年春天回归祖国,蒋介石在经国结束在老家闭户读书岁月后,正式派遣他到江西历练,开启了蒋经国“政治生活淬炼的时代

蒋经国的共产主义天堂

江西宜丰籍、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江西时期曾任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说,早先,赣南是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十分头疼的地方。熊氏委任的赣南各县长多半上不了任,一上任就要饱尝地方民团殴辱,像熊式辉派任的安远县县长齐振兴,上班第一天差点被地方民团绑赴刑场枪毙,齐太太听说丈夫要被枪毙,吓得在地上打滚哀求饶命,备极羞辱。蒋经国的前任,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刘己达,才上任,也在赣州遭地方民团殴打羞辱。

漆高儒认为,熊式辉任命蒋经国到赣南,起到了震慑地方的作用;纵使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再蛮横,谅他们也不敢对蒋经国动粗。熊氏想借着蒋太子的威名,整顿完全不听命于他的赣南地方。

然而,蒋经国也不是完全仰仗着父亲尚方宝剑的光环,江西的一片江山,还是靠蒋经国胼手胝足打拼出来的。

漆高儒曾讲述过两段故事。江西崇义县的山区里,有位知名的土匪头子周盛连,周某住的碉堡石屋,里边可以容纳匪徒两三百人,在地方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周盛连知道蒋介石的儿子来走马上任了,便发了请帖邀蒋经国上山喝酒。蒋经国依约赴会,带了几个随员,未带任何刀枪武器,赤手空拳上山。酒过三巡,周盛连起身告诉蒋经国,你是蒋委员长的儿子,有福不享,跑到这里向我这坏蛋说好话,我向您保证,只要您在赣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如果你走了,政治又坏了,我为谋生,说不定贼骨难改云云。

蒋经国以单刀赴会的勇气,无异“招安”了过去凶悍无比的土匪头。对难缠且不讲道理的土匪,蒋经国则是以硬碰硬,像人称“唐老虎”的土豪劣绅,他就发动拂晓突击,趁睡梦中,把这只“唐老虎”绑到专员公署严办。

凭着软硬兼施的法子,蒋经国先把为患赣南最烈的土匪豪门,杀了一次威风,然后再拿出他的政略与治理方案,一步步解决地方上的疑难杂症。蒋经国在赣南使的“杀威风”方略,流风所及,是否成为尔后治理其他地方的既定模式?无论是在上海“打老虎”,还是在台湾肃清地下党组织,蒋经国新官上任,似乎总不脱这种杀威风的模式。

经过清乡、剿清土匪的步骤以后,蒋经国在赣南开始推动“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蒋经国有句口号:“要将赣南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的劳动生活乐园”,往往令人联想起苏联斯大林时代实行的指令经济。

蒋经国永远的十字架:章亚若

李焕是蒋经国最信任的亲信之一,据李氏回忆,蒋经国出任“总统”后,某次李焕向他报告各部会业务,谈到“外交部”时,无心带了一句:“章孝严在‘外交部’表现得不错,大家都对他的评论很好。”

蒋经国闻言只是看着他,并未答腔,李焕赶紧转移话题,过了好一会,公事谈完,蒋经国突然没头没尾冒出一句话:“一个人年轻时的言行要谨慎,否则就会背负一生的十字架。”

蒋经国所谓的“背负一生的十字架”究何所指?是指与章亚若的婚外恋?或是指章亚若成谜的死因?

王升生前也曾向友人提起章亚若的种种,王升记得,蒋经国在江西任职“三青团江西支团部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时,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女同学,总是以全班的“大哥”自居,见到同学,就热情招呼“老弟”、“小老弟”,表现得和蔼可亲,这位女同学,就是章亚若。

王升记忆中,蒋经国每个礼拜四下午排定的时程,是接见民众,章亚若就在蒋经国旁边担任登记联络工作,而且时常陪同蒋经国到处访视民众。照王升的说法,“她是蒋经国生命中遇见的第一个中国女人,且又长得漂亮能干,时间一久,彼此便滋长出情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章亚若被秘密送往桂林,准备在那里生产……”

为了回避父亲蒋介石、妻子蒋方良的注意,蒋经国以“赴广西考察县政”为名,悄悄潜赴广西桂林。恰巧,章亚若就在蒋经国于1942年农历春节前往桂林探视团聚时,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蒋经国为之取名孝严、孝慈。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各种说法莫衷一是,王升的说法是“突然逝世”。江西时期做过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曾说起一段故事,他讲到:某日,一位戴着墨镜的黄中美秘书,与徐季元秘书,来到漆高儒的办公室,黄愤愤然地说,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应该在桂林隐身的,却频频参加外边的应酬,完全以专员夫人自居,这将影响经国兄的前程,让委员长知道那还了得。黄中美声称,为了专员的政治前途,只有把她干掉。徐季元不赞同黄的计划,连声说,不要,经国兄和她总是夫妻一场,干掉了她,经国兄会很难过的。黄中美则辩称,经国兄的政治前途胜过一条女人的命,徐季元要黄三思,黄斩钉截铁地说:“我会负责。”

黄中美放话杀章亚若的3周后,章亚若果然在桂林去世。据漆高儒说,章亚若死后几天,蒋经国始终戴着一副墨镜,以掩盖眼眶中的眼泪。

上海打虎 反遭虎噬

1948年8月23日,这一天是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赴上海从事“经济管制工作”的首日,所谓“经济管制”,按当时的大白话来讲,就是“打老虎”的意思。

蒋经国在当日写给蒋介石的家书上说:“美援物资如何运用,使其能作为平抑物价之用。请大人命令有关机关,切实研究执行。今后在工作过程中,重大问题向大人请示与报告外,其余问题皆拟就地解决,以免多烦大人之心也。”蒋经国信中所谓“就地解决”,其实就是“先斩后奏”的意思。

问题可能就出在蒋经国的“就地解决”上。譬如,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由于畏惧蒋经国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230万美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抗战时期曾到美国为国民政府奔波借款,曾经受到蒋介石嘉许;金圆券发行后,蒋经国与之会面,陈光甫迫不得已交出114万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银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惟恐也被蒋经国“召见”,吓得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天晚上得换住所睡觉,最后仍被蒋经国手下骚扰,万不得已,只有托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警察局这时仍穷追不舍,派人直接进入医院,强迫周作民签名具结,非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类似这种强兑黄金、强交美钞外币的事,不一而足,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传到上海市长吴国桢耳里,自然令这位受美国教育的市长气愤不已,在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吴氏眼中,不可容忍蒋经国用人为手段,强力压抑物价,严打囤积居奇,强令企业家交出金银。

王升回忆上海打虎,提起会见吴国桢的经历,犹不免诚惶诚恐。吴市长在与王升的问话中,对上海经管的不满,溢于言表。以当时吴国桢的身份,当然不是针对“戡建总队”一位大队长而发的,真正的发泄对象是对蒋经国。吴国桢与孔宋家族关系至为密切,吴氏与王升的对话,似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即将登场。

各式各样的传记着作,均直指蒋经国上海打虎不成,反遭虎噬,系与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扬子公司事件有关。诸多史料印证,其时孔令侃本人并未因为“扬子公司事件”而遭致拘捕。但也正因蒋经国在关键时刻未下手逮捕孔令侃,才会导致杜月笙“将所能控制之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为辞,逐渐停止开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抢购风潮,藉以报复”。社会舆论众口铄金,对蒋经国形成空前强大的精神压力。没逮捕孔令侃,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被批评虎头蛇尾的根本原因。

这也间接使得“蒋太子”上海“打老虎”行动演变成一场闹剧,蒋经国当年上海打老虎的部属王章陵曾着《蒋经国上海打虎记》一书,他回忆说:“……有关这一件事情,是是非非的谣言满天飞,甚至谣传蒋中正总统赴东北视察后决定在上海停留几天研究问题,蒋夫人闻讯亦赶到上海,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时遭受到的种种压力中具有最大杀伤力的反扑,几乎令蒋经国难以招架。……”

一、 回看百年蒋经国(上):经历生活淬炼,锻造别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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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去世三十余年了,这位前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大名,至今仍被岛内人士频繁提起。

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有若干关于蒋经国的未解之谜。可能有更多人不解,纵使岛内蓝绿对抗如此两极化,蒋经国为何总是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的领袖人物?他何以能备受台湾民众肯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回到历史的轨道上,透过当代人物的回忆,以及蒋经国自己的回忆,我们来回看存活在历史空间里的蒋经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蒋经国。

(一)青少年与留苏时期

什么样的客观环境,锻造了一个像蒋经国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20世纪许多中国政治名人,似乎都经历了“意识形态塑造”、“政治生活淬炼”、“权力之争夺与巩固”几个过程,蒋经国亦不例外。而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塑造”,更是蒋经国整个政治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慑于父威的压抑童年

经国可教,纬国可爱——这是蒋介石给两个儿子的八字概括。然而,蒋介石这位严父在儿子面前形诸于外的,却是一种冷峻得无以复加的威严。1922年春天,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陈洁如,初见这位面形方厚、额高嘴大的农村孩童,心思细腻的陈洁如惊觉,经国被父亲高亢的吼叫声,吓得全身颤栗。陈洁如问他话,这个11岁的男孩,只知羞赧地摇头。陈洁如拉着经国的小手,叫他坐在椅子上,她发现经国全身始终抖个不停。

然而,当经国的弟弟纬国第一次出现在陈洁如面前时,蒋介石却放下了惯有的威严,脸上出现了少见的笑容,蒋介石抱起纬国,一边逗纬国玩,一边要孩子喊陈洁如“姆妈”。

同样的蒋介石,他却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面对两个儿子。人们可以解释,纬国比经国小6岁,父亲当然对老大严厉,而厚爱老二。或许是纬国自幼长得乖巧,讨人欢喜,让蒋介石心生怜悯,厚此而薄彼。经国、纬国幼时都住过陈果夫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陈果夫太太曾经告诉纬国,幼年时代,纬国因为体弱多病,蒋介石、姚冶诚老是在陈果夫家楼上的阁楼里,整天抱着纬国,陈太太见状十分不以为然,她指责蒋介石、姚冶诚道,“你们到上海究竟是来革命的,还是来抱孩子的?成天就知道躲在阁楼上抱小孩。”足证纬国幼时比兄长经国得到更多父爱。

或许正是蒋介石对经国的严谨教育,才让这个平凡的农村孩童,终成治国之才。1921年5月23号,蒋介石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上说,“经儿知之:尔《说文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

蒋经国见过陈洁如之后半年,在上海念万竹小学时,又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中写道:“经儿知之:……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映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你每星期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并为你弟订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

1922年10月13日的信上则训示蒋经国:“……你的字还没进步,每日早起,须要学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

向往革命的狂飙青少年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这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导火线,起因于日本资本家开枪击毙工人顾正红事件。蒋经国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详述就读上海浦东中学时期,连续参与了四次反帝示威活动。蒋经国这时开始崭露头角,他被同学选为浦东中学示威队伍的领队,也当选抵制洋货小组的领队。

这一年的暑假,蒋经国去广东探访父亲,反帝运动正风起云涌,爱国青年纷纷“奔向广东”。蒋经国说,黄埔的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他头一次看到黄埔军校墙头张贴的巨幅标语:“联俄”、“联共”、“工农联合”,他也看见许多俄国人在黄埔校园内,有人告诉蒋经国,全世界各国当中,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苏联的统治者不是皇帝也不是上帝,而是工农当家。蒋经国向父亲提出参加国民革命军的愿望,但是,他的请求被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拒绝了。

蒋介石显然希望蒋经国多读几年书。为使儿子死心,蒋介石索性把蒋经国送往北平,交给吴稚晖创办的“海外补习学校”。蒋经国在北平读了几个月书,经邵力子引介,熟识了李大钊,李氏又援引蒋经国认识了很多在北平的俄国人,他们劝蒋经国不妨去苏联留学。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为鼓励中国青年前往就读深造,给予十分优惠的条件。

向往革命,是蒋经国对外的说法,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动机,是4年前,也就是父亲与陈洁如结婚前夕,蒋介石与经国生母毛福梅的离婚。蒋经国忧国忧时,自怜怜人,他既向往革命与急切爱国的激情,意欲逃脱父亲严格管教的压力,又急于远离父母离婚,成为单亲家庭的破碎场面。最后,蒋经国选择离开祖国,希望到一个陌生的遥远世界,寻求独立自主的梦想。

与蒋经国一同搭乘货轮前往苏联的青少年,一共有90余人,这条货轮先前曾经载运过猪只牲口,船舱里浓重的猪屎尿骚味,令人闻之欲呕。船在上海黄浦江等候出港,足足等了五六个小时,难忍船上臭气和不习惯船上摇晃,蒋经国说,他差一点动了逃回家的心念,但见许多同伴留在船舱铺位上,不禁自问:既然大家都能忍受,为什么我不能?我身为黄埔校长之子,焉能半途开溜?

蒋经国很快融入团体生活,在航向苏联的货轮上,开始温习布哈林《共产主义ABC》、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着作。1925年11月底的一个傍晚,蒋经国和一群中国青年抵达莫斯科。一个月后,他加入了共青团。初到苏联,蒋经国开始下苦功学俄文,并努力研读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籍,还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中国的展望》、《中国北伐一定成功》。

从国民党员变成托洛茨基追随者

日后有许多评论家在论及蒋经国毕生思想时,均将蒋经国归类为托洛茨基派,尽管归国后,他极力回避类似的说法,但蒋经国在留俄时期却毫不掩饰他的托派色彩。

蒋经国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的校长是拉迪克,拉氏系托洛茨基派领导人物之一,也是教授蒋经国“中国史”的老师,时常在下课闲时与蒋经国私下讨论。

蒋经国当时自承:“碰巧我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于是许多人认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实上,他们的臆测是正确的。”蒋经国和几位中国同学秘密研读托洛茨基学派的着作,蒋经国表示“我对于托洛茨基要‘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尤感兴趣。后来我越来越热衷托洛茨基学说,终至加入秘密学社。跟随我的同学日多,并开始视我为托派的领导者。”

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国防部新闻局长”、“内政部次长”的邓文仪在回忆苏联留学经历时,就把蒋经国、王新衡等人留俄时的行径,比喻为“和反对派相呼应,反对俄共中央派”。因为王新衡被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王明指控为“浙江同学会”领袖之一,中山大学接连举行三天三夜的清党大会,决议处分王新衡等人,王氏还因而被苏联特务机关监禁4个月。

对蒋经国,王明则指控是他组织了“浙江同学会”这一反革命团体,蒋介石则是“给予幕后资助的主使者”。王明查扣了两封蒋经国写给蒋介石的家书,建议苏联当局逮捕蒋经国。

与王新衡相较,蒋经国确实沾了蒋介石儿子的光,真正迫使苏联当局对蒋经国采取行动,是在1931年秋天,苏联当局把蒋经国从当时改名列宁大学的中山大学中国学生访问团的助理团长的职位上撤下,调派他离开莫斯科,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谢可夫村。被调职的原因,是蒋经国在列宁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抨击王明。

此前,苏联当局数度驳回了蒋经国请求回国的申请,苏联当局采纳了王明的意见,认为“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们要把他留在苏联”。各种因素,蒋经国成为了滞留苏联最久的中国留学生。

于今回顾蒋经国这段留俄历程,似乎不得不让人承认,14年留俄岁月,正是锻造一个具有钢铁意志人物的绝佳环境。

蒋经国的得力股肱王升,在日后曾经微妙突显经国先生这段“苏武牧羊”式的艰苦历程,并且把蒋氏的留俄故事,刻意作为新造神运动的绝佳素材。尽管王升讲述的故事,旨在完成对蒋经国的“造神”,神格化蒋经国,但我们仍可从中感受到蒋经国那段艰危岁月茹苦含辛的真貌。

王升回忆,在一次偶然机缘里,蒋经国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历史上,很少有像我这么苦的人!”王升在向台军发表演讲时说,蒋经国一生中,不晓得吃过多少苦,在俄国14年,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蒋经国耕过田,俄国实行集体农场,派他到谢可夫农村,在那里,没有床睡,没有饭吃,还好遇到了沙勿牙老太太,收容他到家里住,给他面包、红糖。蒋经国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斯大林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

王升讲述,蒋经国在俄国身无分文,还讨过饭。有一回,蒋经国发觉一家餐馆后面的水沟里,漂着一层油水,他饿得头晕,想办法把这水沟里的油水刮起来,用一只罐子装好,再找东西来烧,就吃煮热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里冷得不得了,蒋经国找到一个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间挖个洞,他委身蹲缩在桶里,度过寒夜漫漫。蒋经国半路上病倒了,多亏遇到另一个要饭的孩子“小彼得”,把每天讨来的饭,比较好的东西给他吃,才没饿死。后来,“小彼得”死了,蒋经国曾写过一篇文章《永远不要挂起白旗》,纪念这位患难之交。

在蒋经国滞留苏联期间,1927年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蒋经国当过兵,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在苏联留学、落难12年,特别是最艰困危难的岁月里,蒋经国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是遇到方良,他回忆道:“我在乌拉山重机械厂多年,唯一对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个孤女。我们在1933年认识。她当时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在那家工厂中还算是我的部属”,“1935年3月,我们终于结婚。”

30多年后,当蒋介石把国民党当局的权柄交接给他,蒋经国竟日奔波于台湾、金门、澎湖……山巅海滨,他一身素色夹克外套、鸭舌便帽、旧长裤、布鞋,轻车简从的装扮,与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亚、当工人、当农夫的形影,似有前后辉映、异曲同工之妙。

六、 梁家第三代:低调的社会中坚

老南瓜阅读(561)

梁家第三代葆有(外)祖父的一个特点,无论怎样,仍充满了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

梁家第三代的老人们,有一种淡淡却有趣的口音:北京话的底子,但个别字词听来接近天津话,或是南方方言。他们大多生于1930年前后,年幼即随父辈四处漂泊,口音,成为那个年代留下的痕迹。

梁再冰和梁柏有的童年在大西南度过,能说流利的四川话。那时的西南,确实是后方,梁再冰随母亲林徽因先行去李庄,路过贵州毕节,能看见狼驮着狈在马路边跑。思成、思永两家在李庄一度极为困苦,但孩子们未必感受得到,梁柏有记得自己每天都能吃一份醪糟鸡蛋,母亲给她用缝纫机轧一个花裙子,她就在旁边等着,做好了立刻穿出去,跑到长江边上向同济大学的学生显摆。

吴荔明出生在广州荔枝湾医院,家住启明三马路,遂得此名,她懂粤语,是第三代里为数极少的掌握祖籍语言者;梁忆冰随祖母王桂荃在饮冰室生活了最长的时间,讲话时偶尔蹦出一些天津味儿;周有斐是梁思顺4个子女中惟一健在的,今年已经83岁,只比八舅梁思礼小两岁,他的英文程度超过中文,父亲周希哲当过外交官。

第三代中,公众最熟悉的应是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因为老人的身体原因,我们没有去打扰他。“从诫”一名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向《营造法式》作者李诫致敬,不过在梁家,你有“做自己”的充分自由,从诫后来考入北大历史系,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正是那段时间,他从读者投书中感觉到中国开始面临环境危机。1994年,他创建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从那以后,梁从诫这个名字就和环保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到2005年年初那起“敬畏自然”的大讨论,人们还能从报纸的评论版看到他犀利的文章。而每年的两会,更是他发表言论、影响舆论的舞台。有人骂他是“极端环保主义者”,这位政协委员说,自己就是要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季羡林先生是这样评价梁从诫的,“宁可少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子”。

梁从诫的姐姐梁再冰出生于1929年,这一年年初,祖父梁启超逝世。某种程度上说,再冰确实继承了祖父的那支笔,她在1948年离开北大,进入新华社,在国际部一直干到1991年退休,“一直在跟新闻,国际上哪里发生事情了,就赶紧去研究这个地方的问题。”

梁再冰年近80,容貌仍可见到母亲林徽因的影子,虽然“回忆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她仍然分两次接受了我们的访问。“文革”初起时,梁再冰夫妇正在新华社驻伦敦分社工作,但“突然就没有人给她我写信了”,有两三年时间,她的父亲梁思成也音信全无,当时梁再冰还以为“我以为他不在了,家里人瞒着她我”,到1968年她才从广播中知道父亲尚在人世的消息。1969年,梁再冰回国,父亲已被折腾成一个沉默的人,回忆至此,梁再冰仍不免心痛。

梁思庄之女吴荔明退休前是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现在仍住在母亲当年在蔚秀园分配的楼房里,家中保留着一套二舅梁思成为他们制作的家具。因为和第二代长辈打交道最多,为梁家子女立传的任务几乎天然地落在她的头上。她说,自己现在最后悔就是当初妈妈唠叨时,自己听不进去,“我们那个时候只关心自己的那点业务。”

梁家第三代出生于抗战之前,用梁柏有的话说,“我们这一代三四十岁正好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就赶上了文革”,又因是梁启超后人,在业务以及入党问题上都受过一些影响,吴荔明至今仍遗憾自己没能好好学习外语。

不过,他们葆有(外)祖父的一个特点,即无论怎样,仍充满了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事实上他们也都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梁忆冰人已退休,但还在农业部植物检疫实验所带着一帮年轻人攻关,她曾经有机会成为管理者,但这好像不符合她的性格,梁忆冰“说她我有一段不是太顺,她有一个同学后来跟她我说,是她你活该,她你要是去部里,早就是个局长了。梁忆冰我说,对对对,谢谢你!”

梁忆冰总是觉得,自己不太喜欢看那些“文革”悲惨遭遇的回忆文章,她说,如果一直怨下去,总使人不那么积极,“世界上美好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五、 梁家第二代:“这辈子第一次有人把我的身价抬得这么高”

老南瓜阅读(506)

梁思成:“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唱国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次年,流散在外的梁氏兄妹陆续返回北平,梁柏有说,因为是从南方飞回来的,一下飞机就觉得北京脏极了,尘土飞扬,大家都蒙着纱巾。

1946年,梁思成受邀赴耶鲁大学讲学,1947年6月,他意外接到林徽因病情恶化需要手术的电报,立即动身返回北平。临行前,他将自己用英文所着的《图说中国建筑史》插图部分交给好友、费正清之妻费慰梅保管,手稿则全部带回。梁思成准备做最后修订,再寄到美国出版。不久北平解放,中美断绝联系,手稿再也没有寄出,等到1984年,这些手稿才连同配图在美国首次出版,而梁思成已经看不到了。

林徽因手术后身体有所好转,梁家着名的“午后茶聚”又得以恢复,客人仍少不了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等,因梁思成在清华任教,又增加了清华建筑系的师生。吴良镛先生回忆说,“每天中午以后,大概三四点左右,梁家都要准备饼干、花生米之类的茶点,客人是变动的,高兴就来,有事就走,主持人无疑是林徽因,政治社会美学文学无所不谈。也包括对时局的批评。”

1949年的到来,梁氏兄妹都是翘首以盼的。梁思永卧床不起,但是每天都抱着他那台美国产的收音机收听解放军前进的消息;人在长沙的梁思达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梁忆冰清楚地记得,梁思达总是很小声地说“解放军又到哪儿哪儿了”;梁思成一度以为解放军会很快进驻清华,但听到他们说“大学是念书的地方,军队不入驻”时,不禁大为感动。1950年,梁思庄带着吴荔明去香港看望公公,吴荔明说他祖父希望他们留在香港别走了,以后去美国。其实梁思庄西方习惯还有,再回美国生活完全没问题,但她没有答应……梁思庄当时还给她的好朋友写信,动员很多人回国,比如化学家傅鹰,她那时是真心的。

在美国,梁思懿和梁思礼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所有要回国的学生都面临两种选择,去台湾还是去大陆?”在驶往香港的轮船上,进步学生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广播,欢欣雀跃,广播中说国旗是五星红旗,学生们不知道五星如何放置,就找出一块红布,中央放一颗大黄五星,四角各放一颗小五星,在船上开了庆祝会。船抵香港后,部分学生转往台湾,梁思懿和梁思礼搭船北上天津,与家人团聚。

1949年4月梁再冰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随部队南下一年,梁再冰说“当时常和父母通信,一年后回家,还担心他们的思想和我的有差距,结果发现他们也非常积极。”

梁思成1949年9月30日写给女儿的一封信可为佐证,这封信是他在前一日参加了第一届政协第8天的会议后写的:

“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当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实在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三个历史性的文件……真是三个真正民主真能代表全国人民意见的文件。

“当晚散会之前,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声同唱第一次的‘国歌’,高兴兴奋无比。那是最可纪念的一夕。

“我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痛,又不过意,但是工作一步步的逼迫着向前来,紧张兴奋热烈之极。……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林徽因:“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

建国后头几年,梁氏兄妹都处在忙碌兴奋的状态中:梁思庄在北大图书馆任职,负责西文编目;梁思成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还与陈占祥联合提出了着名的“梁陈方案”,自费刊印一百多份报送上去,希望勿将行政中心放置在旧城之中;梁思达先在政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来调到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连卧病在床的梁思永家中也是各路客人络绎不绝。

梁思懿随丈夫分配在山东,一度在齐鲁大学任女部主任,1951年给三姐梁思庄来信,讲述了新时代的气象。信中说:“燕京已经改为国立,这里的师生都很羡慕,也向着这个目标努力。我们学习政治虽然是强迫与志愿结合,开始时,是强迫的意味多于志愿,现在从出席人的踊跃来看,二者已经近乎相等了。”

梁思宁也在山东,她丈夫章柯常年从事革命工作,梁氏兄妹一度有点不知如何与他相处,倒是章柯非常大方地给梁思庄写信:“很早就听说三姐是一个很和蔼,长期从事燕京图书馆工作的人,在学识及为人上都很好,像你这样的人才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是很需要的,尚望努力在工作中加强政治学习,提高自己改造自己,前途非常光明的。”

兴奋之余又带着苦恼,梁再冰说:“他们最大的苦恼似乎是不能同有关方面领导在思想上取得一致。”1953年,一股要扫掉北京古建筑的思潮开始兴起,梁林等专家激烈反对,林徽因强撑病体去找北京市领导,她说:“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尽管如此,对城楼、城墙和牌楼的拆除还是在随后大规模展开。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病逝,临终前,他对妻子李福曼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病逝。此时,对梁思成所谓“大屋顶”的“复古主义思潮”的批判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5月27日,梁思成写下“大屋顶检讨”反思自己:“我认为党对革命是内行,对建筑是外行。我竟然认为这个领导六亿人翻了身的党不能领导建筑……我像一个对学校没有信心的母亲一样,‘不放心’把自己的‘宠儿’‘建筑’交给党……”

这时的梁思成还只是困惑,并未被击垮。他的学生萧默说,记得有一次梁先生来到系馆,戴着宽边礼帽,我们一帮同学像孩子似的围着他,梁先生诙谐地指着帽子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梁思成,你们只要看这顶帽子就能够猜着了,也是个‘大屋顶’。”

也是在这段时间,农业合作化的浪潮重新席卷中国,梁思达人在经济部门,但再无机会考察合作化的政策,更不用说批评和检讨。梁忆冰说:“他们跟我说,你爸爸吃亏在他学的不是自然科学,学的是经济,这在比较左的年代属于资本主义的一套。”

1956年,国家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导弹研究院成立,梁家第二代中惟一的工科毕业生梁思礼参与其中。

“这辈子第一次有人把我的身价抬得这么高”

“文革”以前,梁家每逢母亲王桂荃过生日,或者家里有什么大事,就要聚会。有时在母亲家,有时在西单附近的四川饭店。梁忆冰说,“二叔梁思成要是在,基本上就是他说话,他爱讲笑话,特别有意思。”

梁忆冰还说:“三姑梁思庄也是特开朗的人,放暑假,三姑把我们接到中关村她家去玩,梁家人都爱音乐,我们就去翻她的唱片,听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什么的,我三姑回来看到了,不但不嫌我们小孩烦,还说孩子们我们时装表演啊,就放着音乐,换上旗袍从这头走到那头。”

“文革”来得太快了。

梁思成自受批判以来,“除了‘任务’,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建筑问题的文章,以为这样总可以不至于再犯错误了”,但还是在1967年成为“混进党内的右派”,并在次年被正式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抄家和游行示众。

梁思顺70多岁了,3个子女或在国外,或流放,或被批斗,都不在身边,红卫兵不许保姆给她做饭,梁忆冰说:“弟弟妹妹当时也自顾不暇,我同学是她邻居,听说她当时爬在地上,很惨。”

梁思达被派到下面的各生产队记账,1971年返回北京时,被迫退休,梁忆冰说“父亲一直被退到街道,而不是退到本单位。反正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直有心结,去世前一周还在说这件事。”梁忆冰还说她的父亲被压抑了很多东西。

梁思庄被关在28号楼,每天排队打饭都要偷偷看看墙上的大字报,回家后她笑着对吴荔明说:“他们把我和杜勒斯挂上钩了,多有意思,这辈子第一次有人把我的身价抬得这么高!”

吴荔明的儿子杨念群出生于1964年,上小学时还是“文革”时期,梁思庄就拉着外孙和其他3个小朋友,给他们讲英文,讲地理,据吴荔明回忆说,梁思庄拿着乒乓球,指着那接缝告诉孩子们什么是赤道。后来这4个孩子都考上了好大学,都很有出息。杨念群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教授。

只有梁思礼受冲击较小,他回忆说:“1968年,我院703所所长姚桐斌被打死,周总理立即指示要保护6级以上的高级工程师。为保护我们,要求我们每天参加科研工作后不能回家,把图书馆一层楼的一半腾出来让我们集中吃住,家里送饭。门口有解放军站岗,谁也不许碰,造反派也没法来揪了。”

梁启超在世时,曾给孩子们写信,希望他们不要浪费光阴,过早卷入国内左与右的争斗,结果换了人间,他的子女却还保持着对政治的天真。梁思庄看不惯图书馆一些人只搞政治,不搞专业,就对女儿说:我比党员觉悟还高,我得给党员做思想工作!整风运动后梁思成写了入党申请,却对入党程序一窍不通,“竟把申请书直接交给周总理转毛主席”。

1966年开始的批斗,比1955年猛烈得多,在一轮轮的揭发、检查、游街中,梁思成的身体先垮了,尔后他又失掉开朗幽默的性格,变得沉默、胆怯,又时时对续弦林洙的子女充满愧疚,觉得他们有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后爸。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去世。

1978年12月,梁思庄复职,在北大,每天人们都看见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骑着一辆蓝色的小轮子自行车,和上班的人流一起前进。

1983年,梁思宁恢复党籍。早在1948年,她曾因为是梁启超的女儿被开除出党。

1987年,国家科委追授梁思成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93年,已是火箭专家的梁思礼当选中科院院士,这是继1948年思成、思永兄弟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以来,梁氏第二代中的第三位院士。

2004年,为迎接奥运会,北京重修永定门城楼。

梁思庄去世于1986年;梁思懿去世于1988年;梁思宁去世于2006年,她说,我要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梁思达去世于2001年,老人晚年喜欢看《国家地理》,喜欢看《猫和老鼠》,住在女儿梁忆冰家的时候,尽管腿脚不便,也总想做点事情,梁忆冰说:“我晾的衣服,他每次都抢着要去收”。

梁思庄和梁思达的后人都希望他们写一点回忆录之类的文字,姐弟俩总是拒绝,不约而同。

四、 梁家第二代:八年抗战的漂泊生活

老南瓜阅读(524)

卢沟桥事变前,梁再冰和三姑梁思庄、八叔梁思礼及小表妹吴荔明在北戴河避暑,梁思成、林徽因则在五台山寻找曾在敦煌壁画上见过的“佛光寺”,得知抗战爆发,梁林匆匆赶回北平,林徽因还给女儿写信道:“你做一个小孩,现在顶要紧的就是身体要好,读书要好,别的不用管。现在既然在海边,就痛痛快快地玩。你知道妈妈同爹爹都顶平安地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梁思庄一行坐火车回到天津。梁再冰回忆说:“那次坐火车我们都是终生难忘,平常北戴河到天津的车,也就是走一个晚上,那次走了一天一夜”,“大概是换防,每一站都有好多日本兵上下车,我记得三姑当时铁青着脸坐在那儿,一直不说话,我们小孩子也都感到非常愤怒和屈辱。”

天津的家里只剩下了祖母王桂荃和六姑梁思宁——五姑梁思懿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去南京进行抗日请愿,南京陷落前又一路往南到了江西吉安,从事农村妇女教育工作;五叔梁思达考察完“合作化”运动后,又参加了由南开、燕京、清华、协和、金陵五大学联办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到济宁试验区实习,“七七事变”后没回天津,直接到了南京农本局工作。

梁思庄随后返回北平,与大姐梁思顺住在孤岛燕京大学中,而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举家南下,其中就包括梁思成和梁思永。梁家由此开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

“炸弹是飘下来的,好像闪闪发光的银片”

1937年8月底,梁思永一家到达长沙,和史语所其他人员一起借住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一个多月后,梁思成一家经过“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也抵达这暂时的后方。

抗战初期大家斗志昂扬,甚至带着点兴奋,林徽因、梁思成晚上常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聚餐,聊天,大家就坐在床上聊国家大事,分析到底怎么打,能不能打赢,聊完就唱歌,唱得最多的是《大刀进行曲》。

在长沙,梁林第一次学着自己动手做饭。梁再冰记得,有一次母亲烧了一壶水,等了半天不知道开没开,就去问梁思成,“我父亲过来就哈哈大笑,说你连水开了没都不知道。我母亲问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当过童子军,野营时烧过开水。”

大概是11月,窗外开始有飞机掠过,梁思成兴奋得跑到阳台上去看,说没有警报,是我们自己的飞机。说话间炸弹就下来了,梁再冰说:“炸弹掉下来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它像是飘下来的,看着好像是闪闪发光的一些银片。”

等这些“银片”带着尖利的哨音落在地上燃起大火后,这一家人才反应过来要往屋外的防空壕跑。

他们的房子没有了,一家5口从玻璃渣和焦土中挖出家当,借住到张奚若家,随后离开长沙,经湘西、贵州向云南行进。

与此同时,梁思达一家随南京农本局内迁重庆,梁思永一家则取道越南,经滇越铁路进入云南。梁思永之女梁柏有时年5岁,对于这段艰苦的旅程,她只记得在越南的一家商店里看到邓波儿的洋娃娃,大哭非要买下不可,“后来实在没钱了,离开昆明去李庄前又卖了。”

到了湘黔交界的晃县,林徽因突发肺炎,高烧40度。县城中并没有医院,梁思成从同车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位女大夫,她在日本学的西医,但会开中药,按照她开的药方梁思成去抓药,梁再冰说,她还记得当时还买过一些中药的补药,每天一对猪肺,再买一百个苦杏仁塞在猪肺里面,然后熬汤,加上蜂蜜一块吃,就这样两个礼拜后,她母亲就完全退烧了。

梁思成林徽因:不许女儿听汪精卫老婆演讲

1938年1月,甫抵昆明的梁思成也病倒了。他的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加重,背部剧烈疼痛,坐也不是,卧也不是,只能日夜半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

3个月后,北大、清华、南开师生经长途跋涉抵达昆明,三校组成西南联大,“星期六朋友”又在这里重逢。清华校长、联大常委梅贻琦登门拜访梁思成夫妇,并请他们为联大设计校舍。这可能是梁思成设计生涯中最委屈的一件作品,因经费不足,方案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平房变成茅屋。

抗战前期云南主要流通货币是滇币,梁再冰说,他们刚到昆明时,1块法币可以换10块滇币,所以买东西很便宜,但是很快就涨起来了,涨得一塌糊涂。为了生活,母亲林徽因要来回爬4次山坡,去云南大学教英文课挣钟点费,而梁思永之妻李福曼,和联大许多教授的妻子一样,在小街边摆地摊变卖家中衣物以补贴家用。

梁再冰与梁从诫就读于昆明的恩光小学。梁再冰读四年级时,有一天学校里来了一个叫陈璧君的广东女人,要给学生演讲。当时梁再冰并不知道她是汪精卫的妻子,只是清楚地记得,父母坚决不让她去听这次演讲,梁再冰回忆说:“当时我还跟他们辩,说同学都去了,为什么我不能去?他们说就是不能去。第二天他们又问我,除了我还有谁没去?我说我们班就我和张文朴,也就是张若溪之子没去,他们就笑了。”

1940年夏,日军施行“疲劳轰炸”,频繁骚扰昆明,梁从诫曾撰文回忆道:有一次,日本飞机飞到了龙头村上空。低到几乎能擦到树梢,声音震耳欲聋。父亲把他们姐弟死死地按在地上不让动。梁从诫说他当时清楚地看见了敞式座舱里戴着风镜的鬼子飞行员,很怕他会看见他们,并对他们开枪。是年冬,根据教育部指令,史语所和营造学社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那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梁思永的助手石璋如记得,“梁先生在昆明时,他骂昆明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四川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结果林徽因和梁思永相继病倒。

林徽因是老病复发,肺结核这次来得比往年更加凶猛,连续几周高烧不退,夜间盗汗不止,梁再冰说:“李庄没有医院,母亲瘦得简直可以说不大像个正常的人,手、腿就剩骨头棒棒了。”而梁思成当时还滞留在陪都重庆。后来梁再冰才知道营造学社经费非常困难,父亲是去向教育部要拨款的,“父亲说他当时就是个叫花子,经常要去化缘。”

这一病,林徽因元气大伤,李庄5年基本是卧床度过,后来抗战胜利返回北平,林徽因身体也从未真正康复过。

不顾脊骨硬化,梁思成撰写《中国建筑史》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北平,燕京大学不再是安全的飞地,教职员工纷纷撤离燕园,日军禁止民众收听短波,挨家挨户查收音机,当时梁思庄与大姐梁思顺同住,梁思庄之女吴荔明回忆说,“查到我们家时,大姨用高级日语严厉地说:‘不许你们动我的无线电,不然我就把它砸烂!’” 日本兵听到这日本宫廷语言,不知是何来头,只好作罢。不久,梁思庄带着吴荔明随燕大南迁,到了成都。

在天津,梁思礼高中毕业,王桂荃的好友丁大夫为他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嘉尔顿学院申请到了全奖,王桂荃又费了很大力气凑足400美元给小儿子作为路费和其他开销。

在上海,梁思懿与美籍华侨张炜逊结婚,梁思礼参加了姐姐的婚礼,并跟着他们一起去了美国。刚到美国半个月就爆发珍珠港事件,美日交战,梁思礼与国内失去一切联系。

在江苏,投奔新四军的梁思宁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重庆,梁思达进入银行界,就职于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业务室。

仍是李庄条件最苦。梁思成的背脊骨已全部硬化,好像成了一根棍儿,虽然行动不便,反倒不太疼了,于是他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在给好友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梁思成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生活:“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可是,在女儿梁再冰的讲述中,他们的工作褪去了那层浪漫的色彩:“父亲仍然酷爱画图,由于背脊骨的毛病,他的头已经‘重’得抬不起来,于是他就找个花瓶来支撑自己的下巴。母亲病情略微稳定后就开始阅读《史记》和《汉书》,以便协助父亲写作《中国建筑史》。”

吴荔明随母亲去李庄看望二舅三舅,发现二舅梁思成还是那样乐观和幽默,“当物价飞涨家中揭不开锅时,他就不得不把家长衣物拿去当卖,还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请求他为身处困境的梁氏兄弟拨款。傅斯年在信中说:“……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得到这笔拨款后,思成、思永两家的生活得到相当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