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瓜籽潭（三）台湾时期之威权统治
取得信任与特务治国
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以迄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兵败，蒋介石迫于时势，1949年元月黯然引退，并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退居溪口老家，继续遥控国民党当局党政军。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蒋经国时刻追随父亲左右，凡1年3个月，这段关键的艰危岁月，无分晴雨晨昏，亦无分炮火连天，性命交关之际，为父子间之互信奠定了强固根基。
时任蒋介石座机驾驶的衣复恩亲身经历了蒋介石挥别大陆的最后情景：1949年12月10日，成都即将失去控制，下午2时许，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少数侍卫人员随扈之下，抄小路快步走到凤凰山机场。蒋介石搭乘的C-54座机起飞不久，地面留守的宪兵也快速撤退。衣复恩说，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着：“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蒋经国终于赢得了父亲的完全信赖，蒋介石遂将关系国府统治基础最核心的特务组织，全部委由经国掌管经营。
早在大陆重庆时期，蒋经国就意图染指情报特务组织。只是，斯时军统有戴笠强势领导，中统有CC系统人马盘踞，对蒋太子的“觊觎”，向来抱持敏锐之提防心，在国民党核心扎根未固的蒋经国，别说想见缝插针，就算想立足其间的余地都没有，直到国民党一败涂地，撤守台湾。此前，戴笠早已死于空难，CC系也因为蒋介石对其颇有微词，而陷分崩离析群龙无首之境。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蒋经国遂有趁乱统一残余势力的机会。
曾于1959年任职调查局第一处副处长的李世杰透露：直到1955年，蒋经国由“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跃升“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而以他手下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取代“资料组”之后，蒋经国对调查局及各情治机关的控制，渐由工作领导而及于人事与经费的掌握控制……
这是蒋经国掌控特务机关全盛期的开始，无论军统、中统，所有大陆时期的旧特务机构的继承单位，全部牢牢掌握在蒋经国手上了。
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办事处主任的克莱恩，第一次见到蒋经国，克莱恩从下榻的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官邸拾阶而下，见到有一仆役打扮的矮小男子，十分温和有礼地站在楼梯口，耐心等候克莱恩等人下楼，同赴宴会。等相互介绍，克莱恩才惊觉这位“仆役”竟然就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这位美国派驻在台湾的最高情报首脑，终于发现蒋经国不仅是特务部门的主其事者，更是蒋介石力图积极建设台湾，托付以重任的主要执行者。在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18号的那幢日式木造寓所，蒋经国曾在客厅里放映一部来台初期拍摄的纪录片，内容是他带着工程人员踏勘尚未开通公路的山区，在海拔两三千米的丛山峻岭之间，冒着性命危险，和一群退役军人转业的筑路工程人员，披星戴月，翻山越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克莱恩逐渐从点点滴滴的印象中，积累起对这位国民党政治新强人的崇敬之意。
也正因为如此，早期台湾无法自制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时，克莱恩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管道，定期送胰岛素给蒋经国服用。
被曲解的白色恐怖
今天，当蒋经国已化为头寮灵寝冰冷棺椁里的朽骨时，岛内许多异议人士，特别是一些台独原教旨主义者，总是把蒋经国比喻作白色恐怖的魔头。其实，大陆籍，尤其被怀疑是共产党者，几乎占了白色恐怖牺牲者的9成以上。
例如，曾经被蒋介石以“反共作家”名义召见的李世杰，在进入调查局多年、并担任调查局第一处副处长后，被诬以“匪谍”，而坐穿牢笼20年。
与蒋经国称兄道弟、主持过国民党对大陆空中侦照情报搜集、当过“空军总部情报署署长”的衣复恩，1966年7月间收到一纸传票，要他到军法处“谈一谈”，依约前往“一谈”，衣复恩就莫名其妙地被关了3年。
从恐怖统治到民主之路
初来台湾，蒋经国基于清除岛内共产党地下势力的考虑，全力实施特务恐怖统治。若干年后，民智渐开，蒋经国的左手维持特务政治结构，右手则开始落实美式民主。同样一个蒋经国，竟然能把两种敌对事物，巧妙统一起来。是以，在岛内某些自由主义者的心目中，与其宁说蒋经国是一个威权时代的强人，不如说蒋经国是一个兼容并包“魔”与“神”的双重人格型领导人。
在建设台湾的思维当中，蒋经国一直难以跳脱青少年时代形成的俄式计划经济逻辑。有人甚至不讳言，使台湾经济进一步飞跃成长的“十大建设”工程，其实都有某种程度的苏联风格。此外，蒋经国的内心世界中有更多的“恐共”成份，这不自觉地成为他执政之路的特色。
鉴于1948年上海打虎失利的历史教训，蒋经国始终坚信物价稳定是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的基础，所以他无法坐视百姓每天都要食用的黄豆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曾经在“行政院院长”秘书室服务的叶昌桐将军，写过一篇题为《李国鼎与蒋经国的争执》文章。据叶昌桐回忆，某日，他正送紧急公文到蒋经国办公室，此时“财政部长”李国鼎前脚刚离开，只见蒋经国气冲冲地把公文重重往桌上一丢，嘴里絮絮叨叨自言自语：“‘财政部长’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能干的！”原来“院长”和李国鼎又为该不该补贴黄豆价格，大吵了一架。吵归吵，最后蒋经国还是采纳了李国鼎的意思，足证蒋经国还是有容人之量。
在台湾历经两次政党轮替之后，回顾蒋经国走出来的民主道路，令人有无限感慨与不胜唏嘘之感。蒋经国是如何进行民主化改革的？他在进行民主化改革进程中，遭遇过哪些挫败？他如何辨识台独与民主之间的分野？……诸如此类的问题，始终萦绕在岛内民众的脑海。
蒋介石于1950年7月2日宣布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并选择最偏远的台湾东部的花莲县，首先开放县议员选举。
蒋介石还率先提携本土菁英，此一政策，较诸1970年代晚期的“催台青”本土化运动，早了至少20年。他开放大量的本地青年，透过文官考试的途径，进入国民党政府团队。到1972年，蒋经国组阁当“行政院院长”，大量选拔台籍菁英进入内阁队伍，走的亦复是他父亲蒋介石走过的菁英政治老路。
1972年12月23日，蒋经国开始实施所谓“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换言之，被党外异议人士诟病的长期不改选的“万年国会”，即将注入台湾本地新血轮。这也意味着，原本政治参与局限地方层级的议会，即将扩大到中央层级的议会。
但是，发生于1977年底的“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在台湾北部的桃园县擦出了国民党撤台以后，最严重的一场群众暴动事件的火花。
台独意识的魅影真正飘荡在台湾上空，则是发生于1978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这场暴动事件，尽管暴徒拿着铁棍、木棒等凶器，攻击现场围堵游行场面的警察、宪兵，由于宪警得到上级指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暴徒几乎没人遭受宪警的主动反击，反倒是现场维持秩序的宪警人员，大量受伤送医。
“中坜事件”与“高雄事件”结束后，台湾恢复了短暂的平静，但很快，群众滋扰事件又在台湾各地，包括台北市，甚至桃园中正机场，不断上演。各种街头暴力事件开始层出不穷。蒋经国始终以怀柔策略待之。
当岛内经济成长逐年攀高，百姓生活水平亦同步成长的1970年代，人民争取参政权，要求民主的呼声，也逐渐充斥岛内。令人忧虑的是，高喊民主的人群当中，有不少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搞台湾独立。
台独问题的形成
随着国际冷战格局改变，台湾蒋氏政权的利用价值锐减，美国开始拉拢岛内本土人士。左支右绌的蒋经国，竟连逮捕党外人士陈菊，都遭美国当局以断绝武器买卖威胁，蒋经国只好被迫下令放人，更遑论做出其它强势压制反对势力之作为。
民进党人士编写的《绿色年代》一书，上册第57页，有一段颇有深意的叙述：“1978年10月下旬，美国驻台大使在希尔顿饭店约见陈菊，与当时到台北访问的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费浩伟见面，费浩伟告诉陈菊：‘你能够获得释放，是以武器和国民党换来的。’”原来当时费浩伟的办公室桌上，摆了一份国民党买武器的清单，陈菊被抓后，费浩伟就刻意搁置这项武器采购，国民党了解后释放陈菊，费浩伟才批准此公文。
到了1984年10月，突发旅美华裔作家江南遇刺身亡，扯出台湾情报单位涉入此案之内幕，引起美国里根当局之严重不满。此后，蒋经国对党外异议人士的控管更形松手。两年后，以党外人士为核心班底的民进党成立。
蒋经国心里对美国暗助台独运动的蛮横作风，可能敢怒不敢言，但是，他在处理接班人问题上的疏于算计，恐怕更是台湾走向一条歧途的主因。
按在蒋经国最后岁月长年陪伴在侧的幺儿蒋孝勇的说法，蒋经国晚年原本的布局，是希望孙运璇继续再做6年“行政院长”，与蒋经国的6年“总统”任期同时届满时，蒋经国即交棒给孙运璇。
显然，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不过是备位人选，而非真正的接班人。
孙运璇的中风，打乱了蒋经国未来的人事安排，蒋经国的突然亡故，更打乱了国民党的执政命运。按照国民党当局奉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副总统”李登辉顺理成章接任“总统”。1988年元月13日，蒋经国时代告终，李登辉时代揭开帷幕。
总结
传记作者漆高儒认为，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
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蒋经国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蒋经国对岛内，先是民主开放，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卸除两岸近40年的人为藩篱。
漆先生可能遗漏掉了点评，蒋经国是一个反台独、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蒋先生为反台独，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当然，蒋经国晚年最大的遗憾，也是他自己最大的创痛，就是得不到部分异议人士的谅解。
1987年12月25日上午，蒋经国参加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
当天上午9时，蒋经国坐着轮椅抵达会场，当他开始致词时，坐在第14排中间的11个民进党“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同声喊叫“全面改选”，蒋经国简单致词几句后，因体力不胜负荷，请“国民大会”秘书长代为宣读书面讲词，当何宜武念稿念到有关充实“中央民意机构”的内容时，那几个民进党“国代”又起身再次叫嚷“国会全面改选”，还拿出一面书写着“全面改选”的白布条。
据蒋孝勇事后追述，“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过后，蒋经国显得抑郁寡欢，整天不讲话，显然心理受到很大挫折感。1988年1月10日，蒋孝勇陪侍床前，蒋经国忽然开口说话：“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3天后，经国先生吐血而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