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瓜籽潭梁思成：“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唱国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次年，流散在外的梁氏兄妹陆续返回北平，梁柏有说，因为是从南方飞回来的，一下飞机就觉得北京脏极了，尘土飞扬，大家都蒙着纱巾。
1946年，梁思成受邀赴耶鲁大学讲学，1947年6月，他意外接到林徽因病情恶化需要手术的电报，立即动身返回北平。临行前，他将自己用英文所着的《图说中国建筑史》插图部分交给好友、费正清之妻费慰梅保管，手稿则全部带回。梁思成准备做最后修订，再寄到美国出版。不久北平解放，中美断绝联系，手稿再也没有寄出，等到1984年，这些手稿才连同配图在美国首次出版，而梁思成已经看不到了。
林徽因手术后身体有所好转，梁家着名的“午后茶聚”又得以恢复，客人仍少不了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等，因梁思成在清华任教，又增加了清华建筑系的师生。吴良镛先生回忆说，“每天中午以后，大概三四点左右，梁家都要准备饼干、花生米之类的茶点，客人是变动的，高兴就来，有事就走，主持人无疑是林徽因，政治社会美学文学无所不谈。也包括对时局的批评。”
1949年的到来，梁氏兄妹都是翘首以盼的。梁思永卧床不起，但是每天都抱着他那台美国产的收音机收听解放军前进的消息；人在长沙的梁思达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梁忆冰清楚地记得，梁思达总是很小声地说“解放军又到哪儿哪儿了”；梁思成一度以为解放军会很快进驻清华，但听到他们说“大学是念书的地方，军队不入驻”时，不禁大为感动。1950年，梁思庄带着吴荔明去香港看望公公，吴荔明说他祖父希望他们留在香港别走了，以后去美国。其实梁思庄西方习惯还有，再回美国生活完全没问题，但她没有答应……梁思庄当时还给她的好朋友写信，动员很多人回国，比如化学家傅鹰，她那时是真心的。
在美国，梁思懿和梁思礼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所有要回国的学生都面临两种选择，去台湾还是去大陆？”在驶往香港的轮船上，进步学生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广播，欢欣雀跃，广播中说国旗是五星红旗，学生们不知道五星如何放置，就找出一块红布，中央放一颗大黄五星，四角各放一颗小五星，在船上开了庆祝会。船抵香港后，部分学生转往台湾，梁思懿和梁思礼搭船北上天津，与家人团聚。
1949年4月梁再冰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随部队南下一年，梁再冰说“当时常和父母通信，一年后回家，还担心他们的思想和我的有差距，结果发现他们也非常积极。”
梁思成1949年9月30日写给女儿的一封信可为佐证，这封信是他在前一日参加了第一届政协第8天的会议后写的：
“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当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实在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三个历史性的文件……真是三个真正民主真能代表全国人民意见的文件。
“当晚散会之前，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声同唱第一次的‘国歌’，高兴兴奋无比。那是最可纪念的一夕。
“我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痛，又不过意，但是工作一步步的逼迫着向前来，紧张兴奋热烈之极。……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林徽因：“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
建国后头几年，梁氏兄妹都处在忙碌兴奋的状态中：梁思庄在北大图书馆任职，负责西文编目；梁思成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还与陈占祥联合提出了着名的“梁陈方案”，自费刊印一百多份报送上去，希望勿将行政中心放置在旧城之中；梁思达先在政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来调到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连卧病在床的梁思永家中也是各路客人络绎不绝。
梁思懿随丈夫分配在山东，一度在齐鲁大学任女部主任，1951年给三姐梁思庄来信，讲述了新时代的气象。信中说：“燕京已经改为国立，这里的师生都很羡慕，也向着这个目标努力。我们学习政治虽然是强迫与志愿结合，开始时，是强迫的意味多于志愿，现在从出席人的踊跃来看，二者已经近乎相等了。”
梁思宁也在山东，她丈夫章柯常年从事革命工作，梁氏兄妹一度有点不知如何与他相处，倒是章柯非常大方地给梁思庄写信：“很早就听说三姐是一个很和蔼，长期从事燕京图书馆工作的人，在学识及为人上都很好，像你这样的人才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是很需要的，尚望努力在工作中加强政治学习，提高自己改造自己，前途非常光明的。”
兴奋之余又带着苦恼，梁再冰说：“他们最大的苦恼似乎是不能同有关方面领导在思想上取得一致。”1953年，一股要扫掉北京古建筑的思潮开始兴起，梁林等专家激烈反对，林徽因强撑病体去找北京市领导，她说：“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尽管如此，对城楼、城墙和牌楼的拆除还是在随后大规模展开。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病逝，临终前，他对妻子李福曼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病逝。此时，对梁思成所谓“大屋顶”的“复古主义思潮”的批判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5月27日，梁思成写下“大屋顶检讨”反思自己：“我认为党对革命是内行，对建筑是外行。我竟然认为这个领导六亿人翻了身的党不能领导建筑……我像一个对学校没有信心的母亲一样，‘不放心’把自己的‘宠儿’‘建筑’交给党……”
这时的梁思成还只是困惑，并未被击垮。他的学生萧默说，记得有一次梁先生来到系馆，戴着宽边礼帽，我们一帮同学像孩子似的围着他，梁先生诙谐地指着帽子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梁思成，你们只要看这顶帽子就能够猜着了，也是个‘大屋顶’。”
也是在这段时间，农业合作化的浪潮重新席卷中国，梁思达人在经济部门，但再无机会考察合作化的政策，更不用说批评和检讨。梁忆冰说：“他们跟我说，你爸爸吃亏在他学的不是自然科学，学的是经济，这在比较左的年代属于资本主义的一套。”
1956年，国家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导弹研究院成立，梁家第二代中惟一的工科毕业生梁思礼参与其中。
“这辈子第一次有人把我的身价抬得这么高”
“文革”以前，梁家每逢母亲王桂荃过生日，或者家里有什么大事，就要聚会。有时在母亲家，有时在西单附近的四川饭店。梁忆冰说，“二叔梁思成要是在，基本上就是他说话，他爱讲笑话，特别有意思。”
梁忆冰还说：“三姑梁思庄也是特开朗的人，放暑假，三姑把我们接到中关村她家去玩，梁家人都爱音乐，我们就去翻她的唱片，听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什么的，我三姑回来看到了，不但不嫌我们小孩烦，还说孩子们我们时装表演啊，就放着音乐，换上旗袍从这头走到那头。”
“文革”来得太快了。
梁思成自受批判以来，“除了‘任务’，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建筑问题的文章，以为这样总可以不至于再犯错误了”，但还是在1967年成为“混进党内的右派”，并在次年被正式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抄家和游行示众。
梁思顺70多岁了，3个子女或在国外，或流放，或被批斗，都不在身边，红卫兵不许保姆给她做饭，梁忆冰说：“弟弟妹妹当时也自顾不暇，我同学是她邻居，听说她当时爬在地上，很惨。”
梁思达被派到下面的各生产队记账，1971年返回北京时，被迫退休，梁忆冰说“父亲一直被退到街道，而不是退到本单位。反正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直有心结，去世前一周还在说这件事。”梁忆冰还说她的父亲被压抑了很多东西。
梁思庄被关在28号楼，每天排队打饭都要偷偷看看墙上的大字报，回家后她笑着对吴荔明说：“他们把我和杜勒斯挂上钩了，多有意思，这辈子第一次有人把我的身价抬得这么高！”
吴荔明的儿子杨念群出生于1964年，上小学时还是“文革”时期，梁思庄就拉着外孙和其他3个小朋友，给他们讲英文，讲地理，据吴荔明回忆说，梁思庄拿着乒乓球，指着那接缝告诉孩子们什么是赤道。后来这4个孩子都考上了好大学，都很有出息。杨念群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教授。
只有梁思礼受冲击较小，他回忆说：“1968年，我院703所所长姚桐斌被打死，周总理立即指示要保护6级以上的高级工程师。为保护我们，要求我们每天参加科研工作后不能回家，把图书馆一层楼的一半腾出来让我们集中吃住，家里送饭。门口有解放军站岗，谁也不许碰，造反派也没法来揪了。”
梁启超在世时，曾给孩子们写信，希望他们不要浪费光阴，过早卷入国内左与右的争斗，结果换了人间，他的子女却还保持着对政治的天真。梁思庄看不惯图书馆一些人只搞政治，不搞专业，就对女儿说：我比党员觉悟还高，我得给党员做思想工作！整风运动后梁思成写了入党申请，却对入党程序一窍不通，“竟把申请书直接交给周总理转毛主席”。
1966年开始的批斗，比1955年猛烈得多，在一轮轮的揭发、检查、游街中，梁思成的身体先垮了，尔后他又失掉开朗幽默的性格，变得沉默、胆怯，又时时对续弦林洙的子女充满愧疚，觉得他们有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后爸。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去世。
1978年12月，梁思庄复职，在北大，每天人们都看见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骑着一辆蓝色的小轮子自行车，和上班的人流一起前进。
1983年，梁思宁恢复党籍。早在1948年，她曾因为是梁启超的女儿被开除出党。
1987年，国家科委追授梁思成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93年，已是火箭专家的梁思礼当选中科院院士，这是继1948年思成、思永兄弟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以来，梁氏第二代中的第三位院士。
2004年，为迎接奥运会，北京重修永定门城楼。
梁思庄去世于1986年；梁思懿去世于1988年；梁思宁去世于2006年，她说，我要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梁思达去世于2001年，老人晚年喜欢看《国家地理》，喜欢看《猫和老鼠》，住在女儿梁忆冰家的时候，尽管腿脚不便，也总想做点事情，梁忆冰说：“我晾的衣服，他每次都抢着要去收”。
梁思庄和梁思达的后人都希望他们写一点回忆录之类的文字，姐弟俩总是拒绝，不约而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