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瓜籽潭卢沟桥事变前，梁再冰和三姑梁思庄、八叔梁思礼及小表妹吴荔明在北戴河避暑，梁思成、林徽因则在五台山寻找曾在敦煌壁画上见过的“佛光寺”，得知抗战爆发，梁林匆匆赶回北平，林徽因还给女儿写信道：“你做一个小孩，现在顶要紧的就是身体要好，读书要好，别的不用管。现在既然在海边，就痛痛快快地玩。你知道妈妈同爹爹都顶平安地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梁思庄一行坐火车回到天津。梁再冰回忆说：“那次坐火车我们都是终生难忘，平常北戴河到天津的车，也就是走一个晚上，那次走了一天一夜”，“大概是换防，每一站都有好多日本兵上下车，我记得三姑当时铁青着脸坐在那儿，一直不说话，我们小孩子也都感到非常愤怒和屈辱。”
天津的家里只剩下了祖母王桂荃和六姑梁思宁——五姑梁思懿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去南京进行抗日请愿，南京陷落前又一路往南到了江西吉安，从事农村妇女教育工作；五叔梁思达考察完“合作化”运动后，又参加了由南开、燕京、清华、协和、金陵五大学联办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到济宁试验区实习，“七七事变”后没回天津，直接到了南京农本局工作。
梁思庄随后返回北平，与大姐梁思顺住在孤岛燕京大学中，而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举家南下，其中就包括梁思成和梁思永。梁家由此开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
“炸弹是飘下来的，好像闪闪发光的银片”
1937年8月底，梁思永一家到达长沙，和史语所其他人员一起借住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一个多月后，梁思成一家经过“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也抵达这暂时的后方。
抗战初期大家斗志昂扬，甚至带着点兴奋，林徽因、梁思成晚上常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聚餐，聊天，大家就坐在床上聊国家大事，分析到底怎么打，能不能打赢，聊完就唱歌，唱得最多的是《大刀进行曲》。
在长沙，梁林第一次学着自己动手做饭。梁再冰记得，有一次母亲烧了一壶水，等了半天不知道开没开，就去问梁思成，“我父亲过来就哈哈大笑，说你连水开了没都不知道。我母亲问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当过童子军，野营时烧过开水。”
大概是11月，窗外开始有飞机掠过，梁思成兴奋得跑到阳台上去看，说没有警报，是我们自己的飞机。说话间炸弹就下来了，梁再冰说：“炸弹掉下来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它像是飘下来的，看着好像是闪闪发光的一些银片。”
等这些“银片”带着尖利的哨音落在地上燃起大火后，这一家人才反应过来要往屋外的防空壕跑。
他们的房子没有了，一家5口从玻璃渣和焦土中挖出家当，借住到张奚若家，随后离开长沙，经湘西、贵州向云南行进。
与此同时，梁思达一家随南京农本局内迁重庆，梁思永一家则取道越南，经滇越铁路进入云南。梁思永之女梁柏有时年5岁，对于这段艰苦的旅程，她只记得在越南的一家商店里看到邓波儿的洋娃娃，大哭非要买下不可，“后来实在没钱了，离开昆明去李庄前又卖了。”
到了湘黔交界的晃县，林徽因突发肺炎，高烧40度。县城中并没有医院，梁思成从同车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位女大夫，她在日本学的西医，但会开中药，按照她开的药方梁思成去抓药，梁再冰说，她还记得当时还买过一些中药的补药，每天一对猪肺，再买一百个苦杏仁塞在猪肺里面，然后熬汤，加上蜂蜜一块吃，就这样两个礼拜后，她母亲就完全退烧了。
梁思成林徽因：不许女儿听汪精卫老婆演讲
1938年1月，甫抵昆明的梁思成也病倒了。他的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加重，背部剧烈疼痛，坐也不是，卧也不是，只能日夜半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
3个月后，北大、清华、南开师生经长途跋涉抵达昆明，三校组成西南联大，“星期六朋友”又在这里重逢。清华校长、联大常委梅贻琦登门拜访梁思成夫妇，并请他们为联大设计校舍。这可能是梁思成设计生涯中最委屈的一件作品，因经费不足，方案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平房变成茅屋。
抗战前期云南主要流通货币是滇币，梁再冰说，他们刚到昆明时，1块法币可以换10块滇币，所以买东西很便宜，但是很快就涨起来了，涨得一塌糊涂。为了生活，母亲林徽因要来回爬4次山坡，去云南大学教英文课挣钟点费，而梁思永之妻李福曼，和联大许多教授的妻子一样，在小街边摆地摊变卖家中衣物以补贴家用。
梁再冰与梁从诫就读于昆明的恩光小学。梁再冰读四年级时，有一天学校里来了一个叫陈璧君的广东女人，要给学生演讲。当时梁再冰并不知道她是汪精卫的妻子，只是清楚地记得，父母坚决不让她去听这次演讲，梁再冰回忆说：“当时我还跟他们辩，说同学都去了，为什么我不能去？他们说就是不能去。第二天他们又问我，除了我还有谁没去？我说我们班就我和张文朴，也就是张若溪之子没去，他们就笑了。”
1940年夏，日军施行“疲劳轰炸”，频繁骚扰昆明，梁从诫曾撰文回忆道：有一次，日本飞机飞到了龙头村上空。低到几乎能擦到树梢，声音震耳欲聋。父亲把他们姐弟死死地按在地上不让动。梁从诫说他当时清楚地看见了敞式座舱里戴着风镜的鬼子飞行员，很怕他会看见他们，并对他们开枪。是年冬，根据教育部指令，史语所和营造学社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那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梁思永的助手石璋如记得，“梁先生在昆明时，他骂昆明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四川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结果林徽因和梁思永相继病倒。
林徽因是老病复发，肺结核这次来得比往年更加凶猛，连续几周高烧不退，夜间盗汗不止，梁再冰说：“李庄没有医院，母亲瘦得简直可以说不大像个正常的人，手、腿就剩骨头棒棒了。”而梁思成当时还滞留在陪都重庆。后来梁再冰才知道营造学社经费非常困难，父亲是去向教育部要拨款的，“父亲说他当时就是个叫花子，经常要去化缘。”
这一病，林徽因元气大伤，李庄5年基本是卧床度过，后来抗战胜利返回北平，林徽因身体也从未真正康复过。
不顾脊骨硬化，梁思成撰写《中国建筑史》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北平，燕京大学不再是安全的飞地，教职员工纷纷撤离燕园，日军禁止民众收听短波，挨家挨户查收音机，当时梁思庄与大姐梁思顺同住，梁思庄之女吴荔明回忆说，“查到我们家时，大姨用高级日语严厉地说：‘不许你们动我的无线电，不然我就把它砸烂！’” 日本兵听到这日本宫廷语言，不知是何来头，只好作罢。不久，梁思庄带着吴荔明随燕大南迁，到了成都。
在天津，梁思礼高中毕业，王桂荃的好友丁大夫为他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嘉尔顿学院申请到了全奖，王桂荃又费了很大力气凑足400美元给小儿子作为路费和其他开销。
在上海，梁思懿与美籍华侨张炜逊结婚，梁思礼参加了姐姐的婚礼，并跟着他们一起去了美国。刚到美国半个月就爆发珍珠港事件，美日交战，梁思礼与国内失去一切联系。
在江苏，投奔新四军的梁思宁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重庆，梁思达进入银行界，就职于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业务室。
仍是李庄条件最苦。梁思成的背脊骨已全部硬化，好像成了一根棍儿，虽然行动不便，反倒不太疼了，于是他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在给好友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梁思成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生活：“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可是，在女儿梁再冰的讲述中，他们的工作褪去了那层浪漫的色彩：“父亲仍然酷爱画图，由于背脊骨的毛病，他的头已经‘重’得抬不起来，于是他就找个花瓶来支撑自己的下巴。母亲病情略微稳定后就开始阅读《史记》和《汉书》，以便协助父亲写作《中国建筑史》。”
吴荔明随母亲去李庄看望二舅三舅，发现二舅梁思成还是那样乐观和幽默，“当物价飞涨家中揭不开锅时，他就不得不把家长衣物拿去当卖，还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请求他为身处困境的梁氏兄弟拨款。傅斯年在信中说：“……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得到这笔拨款后，思成、思永两家的生活得到相当改善。
